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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宣传月报
2015 年第1期 总第10期
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印 2015年1月
目 录
本期专题：2014年理论热点总结
1.2014年思想理论领域的九大热点问题……………………1
2.2014理论界富有创见的50个名家观点…………………18
3.2014海外看中国最具价值的10个观点…………………47
4.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六大思想亮点………………54
5.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 ……………………………… 65
2014年思想理论领域的九大热点问题
祝念峰 郑丽平 王雪凌
来源：《红旗文稿》
2014年我国思想理论领域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广大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思想舆论支持。同时，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形成了若干热点。
热点一：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思想理论界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并围绕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展开热烈讨论。
学者们高度肯定全会及其《决定》的重大意义。全会及其《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清晰勾画了法治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具体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各个领域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一个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
学者们强调，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对于这一明确阐述，绝大多数学者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同。但也有极少数人持质疑或否定态度，诘问“党大还是法大”，把党的领导与法治对立起来，认为强调党的领导就会损害依法治国。对此，学者们分析指出，宪法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但党要带头执行，带头遵守，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诘问“党大还是法大”，其目的是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从而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讲坚持党的领导，讲我们要搞的是社会主义法治，而绝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扰乱视听。
针对有人把“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曲解为西方宪政，认为依法治国就是要实行宪政，学者们分析指出，《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表明我们党对宪法的尊严和权威的充分尊重，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带头遵守宪法的宪法意识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集中体现。学者们强调，我们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宪政有着根本差异。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确立了国家的国体、政体及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民主集中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反映。西方宪政民主之“宪”，是按照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宪法来进行统治，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来管理国家，以达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这一根本目的。
学者们建议，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重大理论观点的解释上，应进一步明确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引导和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认识。
热点二：关于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201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思想理论界围绕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研讨。学者们高度肯定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和邓小平理论的开创性意义，大家普遍认为，邓小平同志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学者们反映，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错误观点或不良倾向。一是完全否定邓小平和邓小平时代。突出表现是在评价改革开放时，只看到发生于改革开放进程之中的负面问题，而不讲成绩。二是割裂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制造“毛、邓对立”。突出表现就是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对立起来。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质疑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并借此反对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种则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妖魔化，把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挫折与失误无限放大，对这一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视而不见。三是误读和曲解邓小平理论及其一些重要论断。这些片面、错误理解主要集中在“不争论”、“不改革死路一条”、“姓‘社’姓‘资’”、“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共同富裕”等重要论断上。
学者们指出，针对上述不良倾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融会贯通地把握其精神实质。
热点三：关于经济领域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2014年，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者们就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全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等问题，继续展开深入研究。
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既要用市场调节去抑制“政府过度干预”，又要用政府调节来纠正“市场机制失灵”，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学者们强调，要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我们党提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差别，警惕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进行的各种新自由主义解读。
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上，学者们认为，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学者们强调，要高度警惕各种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错误观点，比如，有人用市场经济否定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主张全盘私有化。有人把国有经济说成是“官僚垄断资本”，将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正常的市场竞争说成是“与民争利”。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只能存在于非竞争领域，不能参与市场竞争和追求更多利润。还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提供公共
物品，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业务，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等等。
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上，学者们强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实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有效制度载体。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前提是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目的是实现“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学者们反映，发展混合所有制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目前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关注，成为不少地方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盲目性、片面性苗头，需要引起重视。比如，有的地方不分行业属性、企业层级、业务特点，一哄而上，全面开花，搞混合所有制运动；有的地方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理解为“国退民进”，提出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资本比重降得越低越好；还有人提出，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应当以混合所有制为主体而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等等。学者们认为，这些认识和做法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纠正。
在全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问题上，学者们认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于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反映，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比如，有的人只强调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不注重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的人则只强调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的人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公有制经济发展了就会阻碍和削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了就会阻碍和削弱公有制经济，等等。学者们指出，全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需要辩证地看，既要看比例，更要看总量和控制力。忽视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落入私有化的陷阱；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才能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
热点四：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做出了系统阐述，专家学者纷纷对“新常态”作出梳理、解读、谏言。
学者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概括起来就是“九大趋势”，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大趋势性变化；“三更阶段”，即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三转特征”，即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两不变两变”的判断，即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八个更加”的基本导向，即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引导全党理性、客观地认识和把握新常态，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换关口，精神上保持平常心态，工作上打破惯性思维，增强自觉性，主动作为，走出新路子。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错误论调：有的认为，在经济增速减慢的情况下，只能考虑发展增效，保护和刺激资本的积极性，不能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有的把“新常态”曲解为“经济衰退”，制造“中国经济崩溃论”。有的把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都归结为新常态，甚至把经济的短期波动也归结为新常态，出现一种把新常态泛化的倾向。还有的把完全市场化当作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学者们强调，以增长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走到尽头，现在“缓增长”正是“调结构”的发展转机，绝对不能再重走老路。
学者们建议，面对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适应新常态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开放，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将已经出台的重大经济改革举措落实到位，同时推出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高质量改革方案和举措。中央确定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措施，就是为了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要积极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势，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增长点，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以更有力的改革举措，让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热点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
学者们强调，推进文艺的繁荣发展重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文艺创作必须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必须正确处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文艺既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又不能为市场所左右。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真善美作为追求的永恒价值，才不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否则，文艺就会沦为市场的奴隶。
学者们认为，推进文艺工作发展繁荣的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一要培养文艺工作者坚定的人民立场，引导他们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把握人民需求，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二要培养他们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他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挥文艺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作用，切实承担起引领风尚、铸造灵魂的神圣使命；三要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引导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克服浮躁，潜心创作，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时代要求，推出创意鲜明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艺作品。
热点六：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头换面，以新的面目出现。2014年，这种思潮在继续虚无近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党史国史的同时，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污蔑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意在从理论上重新阐释历史虚无主义，从而制造思想混乱。二是美化和吹捧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者们分析认为，一些人重新阐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内涵，把否定和抛弃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自由经济制度定义为历史虚无主义，意在夺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动权、话语权。其打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帜，间接地隐晦地反对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而“民国热”则是对中华民国时期的畸形的病态的缅怀，其中既有别有用心之人的刻意引导与挑唆，又有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分子的背后影响。必须引导人们正确看待民国，让“缅怀民国”回归理性、客观、真实。
学者们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着“揭秘历史”、“还原真相”的幌子，肆意解构历史、曲解历史、颠覆历史，违背历史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表现。比如，近期在甲午战争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了否定歪曲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等勇于为国牺牲的海军将领的不良倾向，把丁汝昌等人吞鸦片自杀歪曲为在战争中吸食鸦片。学者们指出，甲午海战中，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海军将士，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不畏强敌血战到底，有的战死疆场以身殉国，有的拒不投降自杀殉国，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是为国牺牲的勇士，其表现可歌可泣。一些人借纪念甲午战争来否定歪曲这些为国牺牲者，实质上是在否定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目的是削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值得高度警惕。
当前，国内不少人深受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认识模糊。学者们建议，必须做好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坚持用唯物史观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对丑化领袖、歪曲党史国史的言论要敢于交锋，帮助人们澄清思想认识。
热点七：关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
2014年，国家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和举行国家公祭活动，引起思想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围绕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对当下的警示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
学者们高度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讲话中对中国抗战胜利伟大历史意义的新定位，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学者们认为，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之久的英勇奋战中，付出了重大牺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永远值得纪念的胜利。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英勇奋斗，最大限度团结了全体中国人民奋力抗战，最终取得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历史表明，没有哪种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领导、组织和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学者们强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对于国家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和举行国家公祭活动，绝大多数学者们认为，这是为了不忘历史教训，振奋民族精神，同时也是为了未来不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大悲剧、大惨案，表明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学者们建议，应进一步加强抗战历史和唯物史观教育，特别是针对青年学生，要进一步引导他们牢记日本帝国主义滔天罪恶和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历史，并将由此所焕发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之中。
学者们强调，要高度警惕和坚决回击日本右翼右倾
势力的不断挑衅。学者们认为，近年来，从炮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到掩盖生化武器细菌战，从参拜靖国神社到修改历史教科书，从挑起钓鱼岛争端到修改宪法解禁自卫权，日本极右势力无不在竭力突破二战禁区，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对这种严重挑衅必须高度警惕。学者们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的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倡导和平，但眼睛里也决容不下沙子。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的包容胸怀、大国风范和严正立场。
热点八：关于互联网治理
2014年，在巴西召开的全球互联网治理大会，使长期以来由美国监管的互联网治理的安全性遭到了质疑。我国加强对互联网网站、互联网新闻、互联网新技术应用的管理，特别是11月19日至21日，在浙江乌镇召开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回应了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面临重大问题的共同关注。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的国际担当。
在全球网络治理上，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7月份访问巴西时首次提出“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在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贺词中，再次作了强调。学者们认为，提出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表明了中国参与全球网络治理的负责任的态度。多边、民主、透明的原则使各国开展对话具有了同等基础，有利于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与合作。一些学者认为，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结构发生变局之际，中国一方面正扭转一味机械应对的被动局面，逐渐以攻为守，形成积极、自信、主动的态势；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角色，推动全球网络治理从单极向多极发展。有学者指出，中国拥有产业优势、用户优势，但劣势是在架构、规则、平台方面，中国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的经验、基础、实力依然薄弱，自主创新相对落后，核心技术也依然受制于人。因此，当务之急要慎重考虑清楚我们的核心利益与核心目标，并积极使之落地。同时，积极推动政府、企业、个人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发声、参与讨论。
在国内互联网治理上，学者们认为，网络走进千家万户，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乃至社会生态体系。法治是互联网治理最重要的硬原则，而道德是柔化的软规则。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是互联网治理的共赢之道。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同时，要坚持正确导向，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创新改进网上宣传，加强主流媒体传播公信力、影响力、舆论引导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网络斗争，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让网络空间成为激发正能量的坚强阵地。
热点九：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果。思想理论界高度评价党中央从严治党治军、坚决反对腐败的有效举措和出色成绩，同时从加强反腐体制机制建设、遏制途径、惩治手段等方面积极讨论并建言献策。
一是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学者们认为，过去的一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入，坚持巩固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深得党心民心。一年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了一些多年想解决但没有解决的问题，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上了一本反“四风”的明白账。
二是关于反腐败斗争。学者们反映，这一年反腐败斗争继续深化，反腐手段不断创新，巡视工作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力度；严肃查处腐败案件，落马官员在数量上不断刷新纪录。既查处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问题，又查处群众办事难、吃拿卡要、上班时无故脱岗、工作时玩电脑游戏等违反工作纪律的问题，还着手解决部分地方“塌方式腐败”、“小官巨腐”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治军、坚决反对腐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以实际行动昭示了反腐不设限、打虎不手软的坚定决心。可以说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前所未有，成效前所未有，腐败蔓延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不仅使党进一步赢得人民群众更坚定的支持和拥护，也使党的组织更为坚强有力，更好地保持了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是关于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是从严治党原则得到切实贯彻的一年，也是党的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一年。有学者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更加清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个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有学者提出，“四个全面”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学者们反映，在中央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或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第一，“政治斗争论”。认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甚至政治阴谋。第二，“反腐过头论”。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搞得过猛，查得太严了，管得太多了，搞得“为官不易”，甚至“官不聊生”，已严重影响经济建设，阻碍了改革发展。第三，“反腐亡党论”。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塌方式腐败”，说什么“不反腐败要亡党，真反腐败也要亡党”。第四，“反腐无用论”。认为现在“无官不贪”，反腐再厉害也只不过是反掉冰山一角，“无论如何反腐，其结局都必定是越反越腐败”。学者们建议，面对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种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一方面要保持政治定力，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及时坚决地回击各种错误言论和观点，用客观事实和科学论证，揭示其虚伪性和挑唆性。唯有如此，才能唱响主旋律，凝聚精气神，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2014理论界富有创见的50个名家观点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一）政治类
1. 俞可平：国家治理是“用”而非“体”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个总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现了制度建构的两个核心内容，即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以往，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很少关注治理现代化概念，其实在政治学界国家治理现代化一直是这些年的热门话题。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大都跟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比如说现在老百姓最头疼的是环境污染，首先是空气（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还有教育、医疗、治安，等等。这些问题就是治理的问题。如果把所有的治理问题上升为体制的问题，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很大的被动。治理，更多的是工具理性，不是价值理性；用传统的术语来讲，是“用”而不是“体”。——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教授、博导（《浙江日报》，2014年11月28日）
2. 厉以宁：改革要啃下利益集团和制度惯性两块“硬骨头”
改革遇到的“硬骨头”是什么？实际上是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认为改革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各种不同的反应。第二，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是有制度惯性，也叫“路径依赖”。老路走惯了，走新路总是这儿也不合适，那儿也不合适，走老路总是最保险的。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在改革中解决。利益集团问题首先应该以中国未来前景、中国未来的发展作为我们考虑的问题，利益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服从大局的，需要改，但是我们也看到改革过程中对他们的实际利益部分应该从整个局势来考虑，不要因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或者阻挠而使改革出现障碍，这就需要有决心。至于路径依赖问题，同样是需要一种勇气来改革。因为人都习惯了，需要有观念的更新。所以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手段跟决心，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导（新华网，2014年3月6日）
3. 燕继荣：反腐是党也是国家任务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至今，不可能再靠腐败提供动力机制。过去的发展是在既有体制下寻求新动力，政府对经济起主导作用，导致政府和企业捆绑得非常紧密。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经历过这样一段时间，初期往往都有比较严重的腐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腐败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很多发达国家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发展后，都重构原有秩序。现在中国也面临这种情况，这不单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也是整个国家在建设和转型中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在的反腐败基本还属于党的建设范畴，是党的纯洁性问题，从长远计，需要把党建的任务变成国家的任务，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反腐败不仅是党的建设，也是国家制度的任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财新网，2014年7月23日）
4. 谢春涛：所谓“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甚至是一个陷阱。如果说党比法大，那就是承认法治、依法治国都是虚假的了，法就不存在了；如果说法比党大，那好像党的领导又出了问题，难以实施了。事实上，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关系，宪法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但是我们也强调党要带头执行，带头遵守，所以我认为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明确“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对党的自身建设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求是网，2014年11月13日）
5. 江平：中国“大政府”易导致市场混乱
市场秩序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管的头太多，我们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治理。所谓的“大政府，小社会”，我理解这个“大”有两大，一个是政府权力过大，二是政府的人过多，这样就造成了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不能够期望政府在市场秩序的所有领域里都实行代替当事人保护自己权利的做法，所以应该彻底改变公权力和私权力在市场管理方面模式的做法，使得更好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秩序管理方面的限度，它的限度应该是最低的。——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网易财经，2014年7月30日）
6. 任进： “依宪治国”与西方国家“宪政”有本质区别
“依宪治国”，不同于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宪政”，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语境和话语体系中，从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意义上，对党领导人民依照宪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高度概括。对“宪政”的理解，需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按照西方“宪政”的含义，来套解我国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提法，把“依宪治国”与“宪政”混为一谈；二是简单认为“宪政”的概念只是西方宪法理论的专利。实际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它的理论基础出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践，与西方宪政理论本质上是不同的。——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博导（人民网，2014年10月31日）
7. 王占阳：新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
新权威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权威，特别是有强势领导人；二是有现代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没有权威，就没有新权威主义。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新权威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必要的历史过渡。在新权威主义改革与渐进性民主改革可以直接衔接的并不遥远的未来，着力实现这种转变，使国家一举走上稳健的、渐进性民主化的路道，这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新权威主义改革的历史价值，最大限度地巩固和发展这种改革所取得的一切具有长久历史价值的重大成果，更能对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事业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4年3月上）
8. 李永忠：用改革的办法让更多官员收手
仅仅以高压态势让腐败官员永远收手是不可能的。与其被动等待节点和拐点，不如主动试点。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节点在哪里，谁都不知道，但邓小平在沿海边画了几个圈搞经济特区，敢闯敢试的人去了，试点就成功了。因此，在保持高压反腐的态势下，有几项需要尽快推进：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地方试点；二是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的改革；三是积极稳妥处理腐败呆账和存量，化消极为积极，变阻力为动力；第四是组织和动员广大民众广泛有序参与，反腐败毕竟是人民战争，人民是主力。这样的反腐败才能成功。——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南风窗》，2014年10月上）
9. 王长江：意识形态管理要让人说话
意识形态管理毫无疑问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意识形态管理是要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要引导人们，给人们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在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形成一些应有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因此应该是鼓励人说话的。治理好意识形态有相当的难度，重要的是让整个社会尽量达成共识，而不是在中间制造分裂。另外，意识形态又要解释现实，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我认为，要管好意识形态，很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凤凰网，2014年11月11日）
10. 许耀桐：不能简单地对党政“一把手”分权、限权
由于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全国不少地方纷纷出台了条例规定，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分权、限权。这些都是对的、好的。对的和好的就在于，权力归位了，回到正确的位置上。但是，仅仅在党政“一把手”权力的分权、限权上做文章，还是很不够的。决策权的问题通过对“一把手”的分权、限权是解决了，那么，还要同时解决执行权的问题，归根到底，要有人做事情的，必须落实分工负责。更重要的，还有监督权的问题，必须解决长期以来监督乏力的老毛病。改革应该是配套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
11. 李慎明：国际金融危机孕育着社会主义的复兴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典型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相对过剩、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当前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根源究竟是什么，各种观点都在解读，但只有马克思所揭示的最为本质和最为深刻。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些被推迟的巨大的破坏性能量，远未被释放出来。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复兴植根于全世界内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急遽两极分化的丰厚经济沃土。辉煌与苦难相伴。当今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是深化，人们便愈是觉醒，社会主义便愈是复兴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环球网，2014年10月13日）
12. 郑必坚：邓小平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战略道路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还是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邓小平经历了艰难战斗、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这里，没有什么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轻而易举，更没有什么一蹴而就。邓小平的一生是辉煌的，而其中最辉煌的一段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起点的最后20年。在这20年中，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拨乱反正，领导全党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二是改革开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并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13. 公方彬：转型中国必须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
法治不仅是削权和分权，还应当包括授权和赋权，只有科学分配权力，才能走在民主法治的正确道路上。权力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力。权力不存在有无，只存在分配和运行科学与否。科学的制度就是规范和有效使用权力。国家制度采取分权制衡，还是集权或适度集权，取决于人文生态与特定阶段、特定集团或社会对某种权力模式的适用度。基于文化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原因，满足现代民主承载能力，中国民众需要进行至少一代人的训练，并且是以更大的推行力度为前提。由于转型期较为漫长，同时矛盾尖锐，问题复杂，没有超强的驾驭力和引导力，很难实现有效和平稳转型。所以，当下中国要求“新设计师”编织好约束权力的笼子，就必须赋予其编织笼子的实力，保证将政治优势化为组织优势。——国防大学教授，（《上海经济》，2014年第12期）
14. 李君如：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须处理好五大关系
要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必须处理好五大关系。第一，处理好中国话语与世界认同的关系。不要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要让人了解中国、谈论中国、认同中国，要增强文化软实力。第二，处理好中国故事与中国问题的关系。从讲中国故事开始，让更多的人听明白，听进去。第三，处理好中国历史与中国人世界观的关系。讲中国故事必定会谈及中国历史，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要努力开掘中国历史这座富矿。第四，处理好中国文化和文明对话的关系。弘扬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同时要知道各国文化是有差异的，我们要向世界讲明白，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不是搞“文明冲突”，而是要促进文明对话。第五，处理好中国语言和外文翻译的关系。这是技术性问题，但在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中非常重要，不容忽视。——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新闻网，2014年12月28日）
15. 汪玉凯：基层干部薪酬适度上涨势在必行，但绝不是“齐步走”
未来我国仍需加强对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完善和法律保障工作，通过法律途径保障公务员薪酬合理的调整，构建公务员薪酬调整的长效机制。其次，对于公务员队伍当中哪些人最应该涨工资，哪些人暂时不涨，这取决于我们公务员考核的机制，由这一机制所产生的结果来决定到底哪些人的薪酬该上升。可以明确的是，公务员工资上涨绝不是“齐步走”，吃大锅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人民网，2014年11月20日）
16. 韩震：民主是一种妥协
真正的民主模式应该让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利益的妥协和平衡，而不是进行零和博弈，以压倒和战胜对方为目标。西方民主模式越来越远离了妥协的可能，把不同力量的协商变成了非此即彼的恶斗。西式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民主本身。真正的民主应该为利益协商和妥协留有空间，以使社会在和谐与建设性氛围下前行。民主制度应该使不同的利益阶层达成某种妥协，以便使各个方面都获得某种在场。民主不是依靠多数人的力量消弭差异，而是差异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妥协之道。当然，妥协未必全是民主的，但不妥协绝对是不民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北京日报》，2014年11月3日）
27. 任建明：用制度构建和谐政治生态
不健康的、异化的人际关系在党内、政府内蔓延，
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政治生态，甚至导致政治生态在局部上的恶化。这种不健康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和出现，就会严重扭曲现存的道德和制度，产生巨大的腐蚀力。制度形同虚设的情况就肯定会给有野心的个人建立其私人“王国”提供大大的便利。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要依靠深入的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使反腐败机构获得充分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反腐败机构能确保高度的廉洁性和专业性。其次，彻底改革选人用人体制，一个人的提拔升迁不再由某个“行”的人说了算，而是基于制度规则，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说了算。最后，检讨所有的“纸老虎”、“稻草人”式的制度，切实解决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责任倒逼机制可以使一个存在设计缺陷的制度得到修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4年9月上）
18. 魏丕植：极左或极右都将祸国殃民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走超越左右之争的“中”的路线，就是既要突破旧的体制机制的束缚，走出极左的误区，又要排除照搬美国模式和全盘西化的干扰，避免滑向极右的深渊，就是要实事求是，持中行权，兼顾效率与公平，建构和谐适度的发展逻辑。在体现“中”的智慧的治国之道的引领下，内行公正与公道，积极推行法治与德治，对外坚持和而不同与文化互鉴的原则。真正做到洋为中用，中外互鉴，求同存异，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一部中共党史告诫我们，极左或极右都会给党和人民，给国家和时代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偏离正轨、走向极端的极左或极右路线曾经导致的害党误军与祸国殃民的危局可谓触目惊心。——国是研究咨询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经济导报》，2014年12月9日）
19. 乔新生：当前改革不是权力分享，而是权利实现
理解改革首先是对执政团队的要求，它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充分意识到，当前的改革不是一种权力的分享，而是一种权利的实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把行政主导的改革思路真正变为全民主导的改革思路，必须自觉放下身段，主动向公众解释改革的各项方针和政策，让他们充分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从而使改革的各项措施化为公众的自觉行动。支持改革是对不同阶层的整体要求。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可能出现每个人都满意的政策，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阶层的切身利益，必然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利益的调整。参与改革是对公众而言的。参与改革不仅仅是指分享改革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强调公民参与改革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实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日报》，2014年1月6日）
（二）经济类
20. 吴敬琏：新常态需要新心态新作为
中国经济以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增长持续30多年，现在这种旧常态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了。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减退，如果找不到新动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超越。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客观因素决定的，就要用平常心去对待经济减速的新态势。所谓用平常心态对待，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用强刺激和大规模投资的老办法去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保持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一种合意可欲的新常态。但平常心不等于无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显著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效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日报》，2014年12月8日）
21. 李稻葵：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张网是政府
新常态下中国的大国发展路径如何才能成功？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政府这张网。互联网20年前被引进到中国，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的确如此，但是不要忘记，除了互联网之外，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张网是政府这张网。大到北京，小到每一个村都在这张网里，这张网如果不改善自己的运作效率，如果不跟上形势，那么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顺利。要想提高这张网的效率，政府必须在很多领域退出，我相信应该逐步地会真正走向改革之路。比退出还难的是政府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新华网，2014年12月17日）
22. 张卓元：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把“肥肉”拿出来
国企中的竞争性行业基本上都是股份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垄断行业，垄断行业把一些竞争业务要放开，然后让民营资本进来。比如说中石化的销售板块，民营企业都很踊跃参加，为什么呢？这是一块“肥肉”，很赚钱。不能老把常年亏损的包袱拿出来，那民营企业肯定不干。拿出来的东西要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要有个比较合理的估价，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垄断行业的非自然垄断的业务都是竞争性业务，这些竞争业务一般都是比较赚钱的，这一块要逐步拿出来，然后引民营资本进来，这样可以把企业搞得更活，实现竞争力提高，实现双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济网，2014年12月16日）
23. 郑新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从短期来看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市场疲软使中国出口增长受阻，引起需求的下降。从长期来看是由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从2000-2010年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10.5%，通胀率只有2.2%。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这样一个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这三高来实现的。我们的投资率这十年上升到历史的最高点，而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十年的快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经济观察网，2014年6月27日）
24. 刘世锦：判断经济形势，不能只盯着“7.4%”
我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过程之中，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的关系尤为重要。现实中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虽然GDP增速不低，但因为主要上的是大项目，吸收当地就业甚少，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不多，资金杠杆加长、风险加大，甚至还可能加剧生态环境破坏。而有些地方增速较前些年有所降低，但就业、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风险控制、环境保护等方面情况不错，有的指标还逆势而上。如何保持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是增长阶段转换期始终面临的重要挑战。质量决定速度，速度服从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民日报》，2014年7月31日）
25. 周其仁:“政商关系”是中国经济最重大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反腐变成一套体制、一种文化，这很不容易。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是很大的挑战。政府不够强，谁都不听他的，没有政府界定产权、止纷定争，这个市场就垮台。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澎湃新闻》，2014年11月13日）
26. 蔡洪滨：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在当前政策导向中的一
种主流观点是内需失衡，即“投资过多，消费太少”。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如果按国际可比口径算，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低估。如果按国际同口径计算，中国住房消费占GDP的比重至少低估5%。第二点，服务部门的消费被严重低估。中国医疗价格是国家管制的，教育价格也被人为扭曲，都未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中国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家政、中介等非正式的现金交易，他们的劳动产出没有纳入统计。在中国特殊的会计制度下，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企事业单位的各项招待费用，都没有被统计成消费。如果用以上因素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我觉得最保守估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提高大概10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经济参考网，2014年4月27日）
27. 蔡昉: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旨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在哪儿？在人口红利消失后，要向制度要红利、向改革要红利。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短期的宏观经济需求因素，而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在于，继续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通过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条件，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乃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因此应该关注供给因素，探索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源泉。进一步加强结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即通过改革获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这是“李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青年报》，2014年1月13日）
28. 姚洋:政府再靠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行不通
政府的作用应该是阶段性的，当经济扩张主要是外延式的方式发展时，可能政府的作用会更加明显一些。在西部地区，政府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特别是沿海地区来说，政府的作用应该发生很大的变化，再靠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这条路可能是走不下去了。中国未来10年到20年的经济增长和过去这20年的经济增长肯定是不一样，需要我们政府仔细地考量一下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定位。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要融入世界，仅有一个经济增长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所谓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网易经济学家年会，2014年7月30日）
29. 张宇：经济改革离不开“宪法经济观”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四部宪法，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与西方国家宪法相比较，我国宪法包含着部分独有内容——由总纲所规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的方向与原则。这些规范作为经济建设的最高依据，反映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制度特色、制度要求，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宪法经济观”。“宪法经济观”所体现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是完全一致的。贯彻“宪法经济观”，最主要的是必须一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不搞私有化，不搞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另一手坚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重回“一大二公”的老路，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人民日报》，2014年12月4日）
30. 韦森：减税正当其时
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移已现端倪。在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欲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再考大规模政府推动的基建投资，而最好和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是减税，不是结构减税，而是总量减税！应该把减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把减税变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变成自上而下所有政府的施政主要目标。现在企业不好过，融资成本这么高，劳动成本降不下来这是刚性的，但现在本科大学生毕业后拿到的工资才2140块钱，北京才2400块钱，这还算好，有工作，每年还有300多万找不到工作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这么低，你考虑的还是政府花钱吗？得要减税，要将减税作为目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博导（《南方都市报》，2014年4月6日）
31. 余永定：金融领域是危险地带
比较现实的危险是资金成本（利息率）节节上升与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的实体经济利润率急剧下降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一根本矛盾得不到解决，危机就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和某一个环节发生。至于在哪个领域和哪个环节发生则很难预料。但是，金融领域应该说是个危险地带，金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许多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回报而疯狂进行监管“套利活动”。这种现象如得不到遏制，中国经济迟早要出事。中国有必要对整个金融行业进行整顿，加强对金融活动的规范与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新浪网，2014年3月7日）
32. 刘元春：破除传统宏观经济稳定的数字教条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理念已发生重大调整——从“短期稳定”向“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变”，从“数字教条式的点稳定”向“区间控制”转变，从“先验的合意增长速度”向“不断试错的区域目标”转变。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和宏观调控的基本哲学理念必须随之进行调整。宏观经济波动和潜在增速的不确定性的加剧，要求我们必须破除传统宏观经济稳定的数字教条，必须从单一数字扩张到一定的区间，并动态调整，而调整的依据更多的来源于包括失业、通胀、国际收支以及中长期增长等更为基础的参数的实际运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人民论坛》，2014年6月上）
（三）社会类
33. 辜胜阻：坚持户籍和公共服务二维改革路径
当前推进人的市民化，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废除户籍。其实，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标志绝不是一纸户籍。重要的是改变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市民和农民工的二元结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从广度和深度上向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让转移人口有稳定的就业、逐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和安居乐业。相当一部分人在户籍改革当中不能进城，一部分是不能落户，还有一部分是不愿意落户。因为农村户籍上的含金量很高，他们愿意工作、生活在大城市，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目前的城镇化存在就业保障不稳、公共服务缺钱、农地改革滞后、安居梦想难圆、“过客”心态严重这“五大瓶颈”。要破除五大瓶颈，就需要选择二维改革路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11期）
34. 唐任伍：“中国梦”本质上是“底层结构”梦
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本质
上是建构在“底层结构”上的梦，它的实现依托于每一位中国社会公众个体梦想的实现，需要扎根于普通的个体日常生活之中才能“接地气”，从而具有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命力。而这种社会生命力能存续与繁荣的核心，是基于不同“个体”的深层关怀，“中国梦”所勾勒出的美好图景中，都实实在在的突出“人”的核心价值和意义。作为“原子状”存在的千千万万社会底层个体的人，他们合理梦想的实现，成为“中国梦”实实在在的鲜活内容，任何脱离这些人的“梦想”来谈论虚幻的“中国梦”，都会使“中国梦”沦为“南柯一梦”。——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4年7月下）
35. 迟福林：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是“扩中”
中等收入群体首先应该具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其收入水平应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左右，并拥有部分不动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重要基础。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就把“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作为改革目标之一。形成“橄榄型”社会的关键是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这既是我国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需要，也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和改革发展目的之所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半月谈》，2014年6月24日）
36. 李培林：社会矛盾是由社会巨大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的
社会矛盾多发凸显，首先要看到，这是巨大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矛盾。这种变迁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势头之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有学者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次，这是伴随着社会巨大进步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社会进步是主流，社会问题是伴随而产生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以存在的社会问题否定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就，那也是偏颇的，会导致误判。再次，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结果。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驾驭巨大社会变迁的能力滞后于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所以，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处理好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8日）
37. 夏学銮：社会体制改革的新平衡点侧重补齐“短板”
社会体制改革的新平衡点，即在“统筹兼顾”的基本政策指导下，侧重我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短板”之所在。这样的平衡点包括老弱病残等传统民政对象——社会弱势群体、农村失地农民和城市新贫困人群、自谋职业与立志创业者、因自然灾害与家庭变故返贫者等，此外还有平等享受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社会公益事业和医疗救助体系、区域发展等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日报》，2014年3月17日）
38. 贺雪峰：农村价值体系严重荒漠化
当前中国人的“物质性”在城市表现为中层阶级价值观的兴起。现实中，很少有农民能变成中产阶级，中国农村不能为大多数农民提供实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经济基础。由于农民不具有从容消费的能力，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便以“变态”形式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弱阶层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消费能力，往往寄托于宗教许诺虚幻的彼岸幸福以填补当下的价值虚无。因此，各种原教旨色彩的地下教会及其变种邪教组织在农村大范围传播，农村价值荒漠化产生出宗教扩张的土壤。——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导（《环球时报》，2014年6月24日）
39. 房宁：中国的科研体制对智库的发展不利
我们的科研机构，除了组织结构，也包括管理机制，甚至评价机制，我称之为科研体制，这都是对我们智库的发展不利的。首先，强化机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操作工人，都是一个局部。现在有很多分门别类的专家，但能够面对完整问题的专家少了。这就看出来我们的组织体制是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这个国家需要一种前瞻性、战略性、整体性的研究，规划的时候，这样一种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是不适合的。第二，管理机制。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所谓的智库都是大锅饭，这个大锅饭的体制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智库人员没有竞争压力，进到体制里来就可以生存。第三，评价机制。我们的评价体制现在是两张皮，还沿袭过去的科研评价体制。圈子是封闭的，质量由自己评，但是自己评价自己不重要，服务对象评才重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网，2014年9月29日）
40. 韩俊：土地制度改革要先立法后改革
过去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先试点，在总结经验之后上升为法律。中央要求，今后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发挥法治对土地制度改革引领和推动作用，要先立法、后改革。即便是先行先试，也要得到法律授权，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确保土地制度改革纳入法治化轨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保护制度，使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利更加充分而有保障，增强城乡土地权利的一致性，这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财新网，2014年12月18日）
41. 李强：在贫富差距问题上要防止两种极端
在贫富差距问题上要防止两种极端。第一种极端是，少数人垄断财富，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目前，多种社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属于很高的不平等程度了。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过高，不利于中产社会的形成。第二种极端是民粹主义的社会风险。民粹主义是指一种极端的平民化立场，在中国社会很有市场。“文化大革命”中的很多事件都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体现。我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底层群体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民粹主义。要高度警惕民粹主义对中国可能造成的风险与危害。以上两种极端又是互相关联的，越是贫富分化严重，民粹主义就越有市场，就越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从而造成恶性循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北京日报》，2014年5月19日 ）
42. 李建新：未来我国人口竞争力恐落后于印度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人口大国和金砖国家，也被公认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两个国家。比较中印未来的人口发展情况，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首先是在人口老龄化方面，不论我们未来的总和生育率是1.8还是1.3，到2050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都将超过25%。可是印度，其2020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才刚刚超过7%，即便到了2050年，印度的老龄化比例也仅为14%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人口结构将是倒金字塔型，而印度的人口仍是健康的金字塔型。更为关键的是，在与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劳动力人口方面，未来我们恐怕也将落后于印度。在20～29岁最具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年轻劳动力方面，印度已经超过了中国，位居世界第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27日）
（三）文化类
43. 叶小文：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不断给我们带来“财气”，也形成无所不在的“地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接好这个地气。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我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席地而来，浩浩荡荡，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治疗”作用，让道德成为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强大正能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四川日报》，2014年11月9日）
44. 余秋雨：阴谋与权术往往让外国人误读中华文化
中国在世界上的误会多，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文化并没有让大家了解和感动。中华文明就像一个巨人，每个人都知道它体量很大，但对于他的性格脾气却并不了解。曾有外国朋友说怕中国人，问你们是不是从大臣到宫女都喜欢搞阴谋，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功夫啊！造成许多误会。应该让别人了解的是我们文化中的这些特色，而不是只是演绎宫廷阴谋。很多讲权谋的书籍，当代的年轻学子应该做大大的“减法”，少关注点帝王将相的后宫和他们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在国际社会中，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往往便是阴谋与权术。——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博导（中国新闻网，2014年7月7日）
45.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是我们的文化旗帜
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这些口号影响都很大，实际上就是打出了一面面文化旗帜，力图影响甚至决定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向与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说，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马魂、中体、西用”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马魂”作为一种学术立场、精神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过程中；“中体”更多地指向研究主体，即以中国问题为研究中心和主题，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学术资源，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西用”则是指学习借鉴国外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我所用。这种学术范式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学术范式都有显著区别，它更好地体现了时代先进性与民族主体性、历史继承性与综合创造性的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5日）
46. 张颐武：用乡贤文化滋养主流价值观
乡贤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乡贤文化实际上属于士阶层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传统中国社会中，士阶层是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社会文化精神的倡导者。他们出门为官，回乡之后就是士绅，起着维护本地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古代，中国的行政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治理就要靠士绅来维系，他们是文明的传承者和价值观的守护者，他们就是传统社会里的乡贤。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光明日报》，2014年8月15日）
47. 郭齐勇：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是国民的人文素养
成功实现向现代化的过渡之后，中国如今正在寻求与其珍贵的历史根基与传统重新联系在一起，即中国本土传统中有关社会与道德的思想或许可以为当代社会弊病提供与西方治理完全不同的对策。民间有一种自发的对于自身文明了解的需求，所以出现各种书院、国学班等，而体制内的教育恰恰又满足不了这种需求。孩子们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诵读甚至背诵一些经典是很好的，但是盲目读背也不妥当。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哪些在历史上起到过良性作用，哪些是负面的，我们都要理性分析，要有全局性关照，然后才能谈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是国民的人文素养和精神文化程度，对比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我们的国民素养是大有提升空间的。而这方面，传统文化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以用以对国民进行礼乐教化。——-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文汇报》，2014年9月22日）
48. 刘东超：“儒家宪政”只是时代错置的幻想
“儒家宪政”论在近几年的学术界激起了一些波澜。宪政一词来自西方，国内一些有自由主义背景的学者借之讨论中国当代政治改革问题。少数儒家学者顺手接过这个概念并加了一个儒家的定语，用以表达他们希图把儒家义理贯穿进宪法和政治领域的主张。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社会关注和争鸣。在讨论中，坚定地主张“儒家宪政”的论者较少，大多为批评的文章。正如诸多论者所指出的，“儒家宪政”论存在明显的问题，其主要理由在于两个判断：一个是中国古代就实行过“儒家宪政”，一个是中国今天需要“儒家宪政”。略加考察就会发现，这两个判断无一可以成立。当代儒家试图通过论证“儒家宪政”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以证明其正统性，试图通过论证它能解决当代问题来证明其必要性。可是，这两种论证都是成立不了的，而这正好说明“儒家宪政”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从来也没有存在过，它只是一些论者的脑中幻想或误区而已。——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22日）
49. 张江：“虚无”历史就是“虚无”价值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逐渐扩散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在文学领域表现尤甚。创作上，以虚构手法为托词和掩护，罔顾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历史、臆造历史；批评方面，放弃对文本真实性的坚守，将畸形的虚构和想象夸大为最高原则；文学史写作则在“重估”和“重写”的双重驱动下，将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驱逐出去，代之以另外一批“合意”的作家作品。凡此种种，都对历史本身构成了瓦解和伤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趋向，近年来又与文化上的消费主义和解构主义等西方后现代思潮汇合，构成更强大的冲击力和颠覆力。文学“虚无”历史，其危害绝不仅仅限于对历史自身的扭曲，它更大的危害，是对价值的虚无。文学“虚无”历史，本质上就是“虚无”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求是》，2014年第14期）
50. 范玉刚：文化产业不是文化产业化、文化市场化
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文化产业。但“文化产业化”的提法实际上把文化理解得狭隘化了，是在微观的部门文化或者中观的行业文化的范围内理解文化。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产业的提出不但是一种制度创新，一种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同时也是文化生产方式、文化业态和产业形态的创新，更是思想观念的解放。因此，必须明确市场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但不是文化进入（迎合）市场就成了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文化的传承、积累、创造的当代主导方式，它同样以出文化精品和名家大家为诉求目标，要在文化产品中融入人文情怀。我们尤其要弄清楚的是，当前文化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不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结果，而是我们误读文化产业、理解偏颇和在实践中跑偏了文化产业，以及扭曲市场所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文汇报》，2014年6月20日）
2014海外看中国最具价值的10个观点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1.不能因人均GDP小觑中国
十年前，中国跃居世界经济领先位置还只是纯粹的想象。尽管如此，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赶上美国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却是每个人都清楚的。然而，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中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这个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看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我们西方人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上升趋势还远未达到顶点。在这方面，同样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仅以人均11868美元排名第80多位，甚至落后于土库曼斯坦、塞尔维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而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5.3万美元。现在我们在哀叹中国增长放慢的同时，很容易忘记中国的影响力还可以有多大的发展，也很容易忽视7%的增长在绝对数字上是比10年前10%的增长还要多的。——德国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泽林（德国《商报》，2014年12月12日）
2.“反寡头”是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得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都会变得毫无希望。因此，今天的反腐败运动最终能否提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各种健全的制度来避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人们当拭目以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联合早报网，2014年5月20日）
3.中国的问题在于市场太多政府太少
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美国的过度消费造成铺张浪费，私营医疗体系低效而且成本高昂，金融去监管化屡屡造成灾难性后果。要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因为市场不会自我监管。中国很多问题在于政府做得不够，不能把医疗和教育推给市场，应该进行税收政策改革，征收环境税、高累进收入税和房产税，然后扩大对城镇化、医疗和教育等公共品的开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搜狐财经，2014年4月4日）
4.中国亟须提出一个财产继承税
对于中国来说，财产继承将会在未来十年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如果你从农村来，只靠工资挣钱，那么想要在北京或者上海买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工资挣得相当多。当然，在巴黎、在伦敦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相对更为尖锐。中国亟须提出一个财产继承税，来减少劳动所得需缴纳的税收，平衡社会贫富差距。中国在推行一个财产继承累进税制上有很多优势，比如政治决策更加集中，政府监控力度也足够强，也更容易协调。——《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8期）
5.跟着西方民主模式走，路只会越走越窄
中国总体上已经走出了西方民主模式的迷思，这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都将是深远的。中国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种选择，这就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坚定地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最终，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认识到跟着西方模式走，路只会越走越窄，而大胆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才可能真正成功。——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4日）
6.内部相互征税不是好事，不要重演别国失误
中国对外竞争做得很好，但内部相互征税不是好事，应该提倡自由贸易。内部相互征税不合适，这会减少贸易量，有碍增长和社会福利。博弈论对这个案例的分析是，每个省份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外省征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设立欧盟、世贸来降低贸易壁垒的主要原因。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世界其他地方曾经经历的失误不应该在中国重演，中国中央政府做得很好，但如果内部关税不能取消，商品不能自由流通，也会带来很大问题。中国一定不要重演别国的失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凤凰网，2014年10月14日）
7.扭转系统性腐败还需要一代人时间
反腐的整体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一批训练有素的法律人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需要培育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公民社会。世界各国走向法治都有一个历史过程，没有一个国家会一两年内就完成。英国花了数百年，美国也花了几十年。在形势的倒逼下，以及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教育和传媒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许会比其他国家更快一些，但也至少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对中国反腐和法治建设不必过于悲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21世纪网，2014年3月14日）
8.“权贵”联盟致收入差距恶化，消费差距是问题所在
我们必须正确区分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和消费差距的区别，尤其是要看到财富差距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收入差距也不是必然会带来问题的。但是，消费差距才是我们政策决策层、学者、专家、官员真正应该关注的。消费差距才是问题所在。消费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财富分配结构，在今天的世界上完全可以分离开来。只要低收入阶层的一般人都有足够多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生活，大可不必要通过征税把高收入阶层有能力的人拉下来，因为那样会带来负面效果，阻碍社会进步。对有能力、有天赋的人的创新力所起到的破坏作用，远远大于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正效应。——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大公网年会，2014年12月10日）
9.应重新评估中国式治理制度
中国的治理制度三十多年来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这种制度下，中国进行了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中国政府非常有能力，能够以战略眼光思考问题，与此同时也是务实和敢于尝试的。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根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我们不应不屑地认为中国的治理制度是脆弱和不稳固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制度——以过去三十多年的标准来衡量，这一制度是非常成功的，世界将日益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他们必须学习的。——伦敦经济学院LSE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 马丁·雅克（《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10月24日）
10.“依法治国”需要文化认同
中国当前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普通民众法治意识还不高，而对法律的 “文化认同度”不高是原因之一。因为现代法律来自西方，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独特的。这种碰撞和磨合需要时间。“文化认同”是人们思想深处的共识，涉及如何使移植来的法律“本土化”的问题。中国人急于求成的心态同中国历史上在很长时期内发展处于世界前列的光荣历史有关。这种心态同中国人没有宗教生活，人生所有的意义必须在这一生实现这一政治文化也有关系。中国法治建设有赖于提高人们的“文化认同”。而这种对法律“文化认同”的提高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对不同法律系统持博采众长的态度，以及循序渐进的策略。——美国路易威尔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华世平（《人民论坛》，2014年11月上）
【延伸阅读】2014外媒看中国舆情分析
2014年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改革创新，时刻牵动着全世界媒体及各国专家的眼球。通过对《路透社》、《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海外各大媒体的头版内容和权威专家观点进行归纳总结，以及各大搜索引擎有关转载引用情况，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大致得出2014年海外媒体眼中的中国概貌。
2014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为中国经济放缓指明了目标和路线。对此，超过五成的海外观点持积极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经济从积累走向升华的必然阶段，短期的经济放缓过后，将是新一轮的爆发期。但中国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同时，有少部分观点对此持消极态度，认为中国的经济放缓是市场与资源配置的矛盾爆发造成的，与高速发展时期政府相关经济政策干预过多有直接关系，“新常态”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有声音认为，无论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低速放缓，都是客观规律造成的，应该冷静对待，积极应对。
2014年中国的强力反腐一直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热点。对此，超过六成的海外观点持乐观态度，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中国的反腐将为改革扫清道路，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同时中国强调法治的权威性，“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做法是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应有的表现和贡献。也有不少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反腐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究竟是“依法治国”，还是“依法制国”，更重要的问题是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官员的思想问题是关键。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一定要深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带头作用。
2014年中国的“大国外交”策略也获得了海外的高度关注。绝大多数报道及观点认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给中国树立了一个全新的外交形象，特别是习近平的个人魅力获得了海外媒体的普遍赞扬。中国外交变得更加主动，“大国外交”使中国在亚洲的强国地位乃至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应该加强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但对“中国模式”是否是世界化的，还存在一定争议。亚洲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认为中国的改革创新正在以其独特的风格影响着亚洲乃至全世界。但拉美的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因其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位，“中国模式”不适合阿根廷等中等发达国家，具体差异化明显，盲目跟从容易引起社会反弹。但普遍赞同通过和中国的深度接触和对改革的进一步关注，来寻找加深合作的契机。
施芝鸿：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六大思想亮点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是把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全部工作转到法治化轨道上来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引领当代中国走向法治中国的伟大宣言。本文中，我们邀请到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为大家解读全会《决定》的六大思想亮点。（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14年第12期）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从总论到分论、从思想观点到具体举措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对此，不少专家学者已经作了各有侧重的解读。这里，我着重向大家介绍四中全会《决定》的六大思想亮点。
第一个亮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被列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
10月23日晚上，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刚一发表，就有理论界人士敏锐地发现，全会公报在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导思想的表述中，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之后，引人注目地加上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句话。与理论界同样敏感的新闻界，及时报道了理论界人士发现的这一文件亮点，立刻在互联网上引起热烈反响。不少网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许多重要讲话总能拨动人民大众的心弦，他的思想观点和创新词语总是迅速被老百姓认同并广为流传。他们喜欢习大大的讲话风格，希望这些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接地气的系列重要讲话能早日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理论界、新闻界的敏锐发现和广大网民的想法说法，确实反映了我们党内许多同志也包括我本人的内心想法。
我们党领导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完善的。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先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创新成果，先后被我们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纳入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在党的旗帜上，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同时，以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如果说我们党在从十八大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有可能形成将会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的又一个理论创新成果的话，那么，其理论创新的方向，很有可能就是推进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说的根据就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审时度势地研究解决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政府治理问题、社会治理问题、军队治理问题、党的治理问题以及中国如何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推动全球治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量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很多都同治理有关。对此，我已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和近期重要讲话札记中作过较为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所以，我们党的下一个理论创新成果，其主题将很可能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样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这样的理论创新主题，就比四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题更宏观、更宽泛。
第二个亮点：
四中全会《决定》通篇贯穿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条思想红线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向全社会释放了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指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内涵。
我们党在实践中成功开创和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指引全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而且在国内外一系列风险、挑战的严峻考验中像定海神针那样，彰显了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瀛台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谈中说，我们已经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总道路和一系列具体道路共同构成的道路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中已先后概括提出八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道路，这次四中全会《决定》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36年来，我们党和国家以自己的成功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并不是只有西方法治道路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法治道路来。这就叫“条条大路通罗马”。
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且把它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道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飞跃和治国理政方式的重大转型，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层次更高、内涵更多、覆盖面更广的概念。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其内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也都是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把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体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总结提炼、概括提升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不但能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而且能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第三个亮点：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被总结概括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关于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在理论上长期被搞得很混乱的主要有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所谓“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其实，四中全会《决定》讲得很明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做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这就是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在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更加注重改善党的领导，也就是我刚才阐发的打造中国法治建设升级版要进一步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四中全会《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叫做：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既不是在法上，也不是在法下，而是党的领导就在法中。或者也可以说，当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时，党在法上；当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和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时，党在法下。而贯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的，则是党的领导就在法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对全国人大和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而言，究竟是强制性的还是非强制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可以说，这是具有强制性的。但这种强制性规定，是以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的和人民的非强制性选择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以及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非强制性领导方式来实现的。这次四中全会《决定》用“三统一”“四善于”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三统一”，就是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四善于”，就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三统一”“四善于”，把我们党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把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第四个亮点：
四中全会《决定》通篇体现了我们党对宪法的高度尊崇和确保实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坚强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国家根本大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正因为这样，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决定》在按照我国法治工作基本格局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任务时，首先强调和部署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这次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这些制度性规定，既突出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最高的宪法监督权，又指明了推进宪法监督制度化的努力方向，同时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把《决定》原则性的要求具体化、程序化，使宪法监督更规范、更有效。
为了在全社会建立宪法信仰、树立宪法权威，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以及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两项极其重要的制度性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以设立国家宪法日为契机，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
四中全会《决定》在部署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方面提出，要完善立法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到2010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成就。同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依然很重。为了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决定》强调，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决定》还提出了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重大措施：一是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二是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三是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四中全会在科学立法方面的这些规定很接地气、深得人心。
第五个亮点：
四中全会《决定》通篇体现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坚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也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四中全会《决定》通篇体现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个覆盖全面的大笼子：既要把政府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要把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把政府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一些重大举措，包括：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建立健全政府内部权力制约机制。还包括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审计制度，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
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了把司法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比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各类司法工作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
第六个亮点：
四中全会《决定》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思想基础，也是全民守法的精神支撑。在这方面，要着重抓好以下三个重要环节。
一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就要针对那种一遇到麻烦事就千方百计找关系、四处活动走后门，“案件一进门，两边都托人”这种注重找人情关系而非走法律程序的人治理念，针对“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医闹”“中国式到此一游”等现象中折射出来的法不责众观念，深入开展普法教育。要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各级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都要搞好以案释法。执法司法机关也要开展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活动。
二是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古人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一些领导干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不强；有的干部习惯用行政命令开展工作，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问题严重。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在分析违法犯罪的多名原领导干部反省材料后发现，81.4%的人认为自己犯罪与不懂法有关。有的基层干部长期不学法不懂法，“讲政策讲不过拆迁户，讲道理讲不过缠访户，讲法律讲不过钉子户”。要按照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领导干部不仅要努力学习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提高运用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三是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全民守法信用记录，引导人们在法治文化建设中自觉做到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关键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的良好风气。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要求和部署，就是引导人们自觉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决定》提出要“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就是倡导“得理也让人”“有话好好说”“有冤向法诉”“有仇靠法报”，从而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此外，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这是在新形势下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都不能无视网络民意，但又要注意防止被带有盲目性和片面性的网络民意所绑架。
（作者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奋发进取，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随着实践的不断开拓，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十八大以来丰富多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笔新的宝贵财富。
党的理论创新，蕴含着许多光彩夺目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概括。十八大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书写新的理论篇章。关于改革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改革目标模式设定、变迁路径选择和改革过程控制等顶层设计问题的思考日渐清晰，形成了体大思精的改革理论；关于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进作风、群众路线、反腐倡廉、选人用人等多个层次进行了大量深刻的阐述，显著推进了党建制度化、科学化的进程；关于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为处在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构筑更为坚固的安全屏障……
党的理论创新继往开来，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旺盛期。一个民族要站在时代的顶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政党，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创新。回顾我们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的风雨历程，一部党史就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党的理论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拓中创新。当下，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创新，亟需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立意高远、涵盖广泛、意蕴深厚，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遵循了理论创新的规律，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奋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的中国人民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理论创新需要求真务实、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党的理论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是针对和解决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而进行的；同时，党的理论创新，惟有真正地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实践，才能发挥其生命力和指导力，才能掷地有声、落地生根。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初就庄重地向人民承诺，“ 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要“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他还提出，要攻坚克难，要敢涉险滩，要啃硬骨头，体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同时，他强调干部要有担当意识，“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他亲自担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一些重要小组的组长，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地狠抓落实。
理论惟有“常新”，才能“常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就，照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必将激励着中国人民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一个宏阔的、开放的、包容的、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在“中国道路”上高高飘扬。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