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彰显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与担当
卢忠萍 王先亮 曹京燕
来源：红旗文稿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庄严宣示，也是对全国人民的郑重承诺，更是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征程的前进号角。
四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坚定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的建设开创新局面，党风政风呈现新气象，政治生态渐趋清朗。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让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这不仅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治吏、打铁成钢的勇气，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与担当。
一、全面从严治党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并在治国理政中创新发展，凸显我们党加强党的建设的责任与担当
优良传统的继承传扬。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对每个党员有严格要求，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一系列党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党员干部。从严治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鲜明特征。革命战争年代，党在组织内部专门设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支部建在连上”等党的组织原则规范的设立，使红军在武器装备远不如敌人的情况下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正因为有了严格的纪律规范，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出现了几次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影响很坏的腐败行为，我们党坚决按党章党规和党的纪律惩处，对这些贪污腐败分子“零容忍”，充分展现了从严治党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把党的建设作为三大法宝之一提了出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优秀传统和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因此，在党的建设上，我们党不断深化认识：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证党的政令畅通；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规范团结广大党员干部；也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治国理政中的创新发展。《道德经》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执好政、不怠政十分不易，当前形势下的治国理政比“烹小鲜”复杂得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布局、总纲领、总方针，其中全面从严治党处于基础性地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顺利进行与实现的强大“推动剂”。
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对我们党优良传统内容的继承，也在治国理政中做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形式创新。其一，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宣传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高新科技背景下中央特别注重利用新媒体，比如微信、微博、网络平台等阐释党中央从严治党的思想和要求。其二，以新方式阐释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和做法。中纪委联合中央电视台先后拍摄了几部反腐倡廉的专题纪录片、宣传片，以此种方式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决心传递给社会各阶层。其三，全面从严治党覆盖更广、影响更大、效果更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决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要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让党组织内部的空气活跃起来、新鲜起来。全面从严治党必定在我们党的建设历程中“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使党的纯洁性建设、作风建设和廉洁建设取得实效，最终达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目的。
二、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人民立场、彰显执政理念，凸显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担当精神是党的宗旨决定的。因此，对人民的责任就要从根本上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因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而要切实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说：“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被问到执政理念时，给出了他的答案：“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作为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不会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上。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并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就是因为一刻也没有和人民群众分离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的选择，治国理政的根基在人民，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让人民群众继续相信我们、支持我们、拥护我们。
三、全面从严治党突出忧患意识、有效化解矛盾，凸显我们党破解发展难题的责任与担当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也说过：“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大特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探索和不懈奋斗，我们党逐渐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伟大道路。近40年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无数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创造了中国奇迹。然而，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诸多困难和矛盾需要我们党带领人民去克服和解决。尤其是要把党自身存在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也就是说，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抓住所有问题中的关键，这是解决好其他问题的基础。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这就表明，我们党已经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中的基础地位。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是掌握中国这艘巨轮前进方向的舵手。党的问题解决不好，其他问题也就没有办法很好地解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党在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规范党员干部的新规定，也是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见证。这也表明，我们党已构建起了以党章为根本、由一系列规章构成的完备的管党治党的制度体系。这也是我们党能够解决好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拧紧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自始至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起更好地续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篇章。
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本质属性，凸显我们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核心力量。全面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本质属性的需要，是培养合格党员干部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首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需要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也就是说，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其次，培养合格的党员干部需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为党组织培养能担当、敢担当、愿担当的干部。“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从根本上讲，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为了使党员干部有更强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使党员干部更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这就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松散的组织只能培养出懒散的人，中国共产党是有党章党规、严格纪律、组织条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执政党，要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是我们党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组织基础。面对新世情、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需要认清自己肩头的责任，更要拒腐防变，干干净净为官、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再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党就要更坚强有力。如何“炼”成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全面从严治党。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不能把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管掉，而是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营造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的党内政治生态。要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他们更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敢于担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好干部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常态，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牵挂人民疾苦、担忧国家命运、心系民族前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责任担当，也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深刻忧思，对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深谋远虑，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无畏勇气和坚强决心。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728/c143843-29435554.html）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徐显明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主题为“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的第3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刻揭示了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理论，阐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为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明了方向。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法律与道德同属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本质是相同的，但产生方式、实施方式、表现形式、调整范围和功能作用是不同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不同的地位和功能。法治，就是发挥法律规范作用，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用法律准绳规范社会行为、社会生活、国家治理。德治，就是发挥道德教化作用，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思想道德觉悟，用道德引导规范社会成员行为，调节社会关系。早在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还在浙江工作时就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出法治与德治，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高度概括。古往今来，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是，法治也不是万能的，治国理政仅靠法治这一手是不够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律的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律难以规范的领域，道德可以发挥作用，而道德无力约束的行为，法律则可以惩戒。由此他得出结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这个结论是关于法律与道德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原理。
德法结合，相辅相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根本的是对其蕴含的道德价值的认同；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很重要的是源于思想觉悟的提升。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要发挥道德对人良知的教化作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法治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保障实现善有善报、恩将德报。立法与法律实践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文明执法、公正司法本身就是对道德的捍卫。司法不公，既是对法律的亵渎，也是对恶行的纵容、对美德的贬损。执法、司法如果失掉了惩恶扬善的功能，其本身就会成为罪恶的根源。守法是一种善，违法是严重的失德。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实施才能实现良法善治。
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对缺少道德自觉的人，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为、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单靠道德教育、叩问良心已经不够，必须运用法治手段进行治理。当下如诚信缺失、电信诈骗、假冒伪劣等问题，都应用法治手段予以惩治。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经典名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这是法治国家的精神要素。道德要发挥作用，必须提升全社会的道德素养，这是以德治国的文化基础。法治精神的核心是权利义务相统一，道德素养的基础是爱国守法。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公民道德素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法治进程，培育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是实现德法结合的基础工程。
发挥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的关键作用。善政根本上靠为政之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既应该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也应该做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示范者。中国古代有“以吏为师”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既要有“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也要有“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的君子之范。抓住这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德法结合的根本。
坚定自信，开辟新路
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治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治理方式。人类过去的一切发明，重在征服自然，自从有了法治，人类开始征服自己。法治，是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是最早发现法治价值的民族之一。
在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四大文明中，唯一未中断发展而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文明。国家治理模式迄今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以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为代表的法律+宗教模式，一种是以阿拉伯法系、印度法系为代表的法律与宗教合一模式，第三种则是由中华文明独创而在东方国家得到实践的法治+德治模式。
自商纣灭亡之后，中国的先哲即已发现“敬天”“祀神”不如“敬德”，从而完成了从宗教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转变。此后三千年，神权从未取得过对政权和世俗的统治地位，“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德才兼备”一直是中国“贤能政治”的基本要求。德治和法治相结合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权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毋须借助宗教，即能解决人的终极精神需求和行为选择，这是中华文化的优势所在。为什么中华文明能经受住各种冲击而坚守根基？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是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中国政治文化基因。自秦统一中国后，历代统治者都无一例外地利用法律维护中央权威，利用法治和德治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我们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诚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对历史上德法结合的优秀传统，我们要有充分自信，并批判性地继承，扬弃其专制性、等级性、工具性、残酷性，而继承其“以法为本”“缘法而治”“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注重官德”“注重家庭”“立德修身”等有益的思想和实践，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我们既不能走西方法律和宗教相结合的道路，也不能走阿拉伯国家政教合一的道路，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主体，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原则，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以突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为特色。这就是法治的中国模式，就是法治的中国方案。
（作者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摘自《求是》2017年第6期）
来源：《红旗文摘》2017年第5期
（来源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614/c352498-29338889.html）
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学习毛泽东
关于理论创新问题论述的几点认识
谢 毅
来源：红旗文稿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使之得到发展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并且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作出了深刻论述。他认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实现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着重注意：
第一，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它的立场、方法。
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所以我们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所说的“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句话旁边，作了如下批注：“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发展。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创新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只需死记硬背、机械复述的教条。所以，“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对于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流行过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我们必须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独创、坚持和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毛泽东讲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6页）
这里所说的中国实际，是指什么呢？这涉及三个基本的方面。
首先，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性质，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及其特点，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等等。同时，也是指当前运动、当前工作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等等。此外，也应当包括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口、资源、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包括宗教信仰）等的状况。
应当注意到，中国本身不是离开世界的一种孤立的存在。要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不能不考虑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特点，不能不考虑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不能不考虑它与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关系，等等。
科学认识和把握上述情况，是正确理解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主要是指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只有科学地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才有可能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里所说的实践经验，既包括正面的经验即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经验即犯错误和遭受挫折、失败的教训。前者指明什么样的想法、做法是可行的，后者指明什么样的想法、做法是不可行的，这样人们的认识才能达到全面。毛泽东讲过：“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实际上，进行理论创新，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再次，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是指中国社会以往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国家治乱兴衰的教训等等。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从事理论创造必须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必须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的以往的思想材料。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一个决定中就明确论述了“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的思想。（《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中间环节。
“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要做好这两件事，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讲过：“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他指出，“过去这几年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不做调查研究了”。为了解决问题，就“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254页）
进行调查研究，就是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只有经过调查研究这个中间环节，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新的理论”。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或者简单抄袭外国套路，是同理论创新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历史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调查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研究和总结党和人民集体奋斗基础上积累的丰富经验，批判地继承和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才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从而为中国人民锻造了革命和建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精神财富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所以我们“要产生自己的理论”。由于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也应当随之不断向前发展。所以他还对与会同志说，“你们应当超过我”。
1962年，毛泽东讲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同上书，第302页）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总结这些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鲜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关于理论创新的论述，已经被长期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仍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来源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728/c143843-29435554.html）
让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强”起来
王锁明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起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变革和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工作总体上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予以回应。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五个挑战
现阶段，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工作面临一系列挑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趁机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尤其是从未放弃对我国实行西化的图谋。此外，我国在加入WTO后的一段时间强调对“世贸规则”的适应和遵守，这本是必要的，但也使一些国人误将全球化等同于“一体化”，动辄强调与国际接轨，缺乏民族自信自尊，这不利于坚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第二，新科技革命的竞争。新科技革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气候变暖、无性繁殖、器官移植、转基因食品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科技如何运用的层面，而忽略其背后深层次的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还有，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也使得人们更为关注综合国力竞争中人才、科技的争夺，而忽视了其中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与对抗。
第三，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干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也有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特征。但在现实中，我们强调前者多而对后者强调较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催生竞争创新等进取意识的同时，也带来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观念，引发一些人道德上的迷失，以致滥用等价交换原则。而不同地区、部门和成员之间经济差距拉大的事实，又使得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利益矛盾凸显，人们思想观念的差异性和对抗性在增强，从而影响社会共识的达成。
第四，非主流社会思潮的蔓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正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生活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明显，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一些社会思潮也呈现空前活跃的态势。这些思潮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成员的思想混乱，使得人们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出现困惑与迷茫，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的确立。
第五，网络舆论管理的艰难。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个“人人握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悄然到来。自媒体的到来有其积极意义，但也给传播主流价值观带来挑战。例如：互联网传播拓展了公众对信息的发布扩散能力，但也带来不同价值观整合的新困扰；人们对“海量”信息选择的自主权大大增强，但也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互联网开放、多元、瞬间的信息传播方式，提供了相互交流的便捷，但也使网络谣言走上了快车道，加大着舆论管理的难度。
回应现实挑战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路径
意识形态工作能否做好，事关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和全局，因而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应战。
第一，多部门联手、主动出击，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及智库，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在重要国际场合发声亮剑，讲好“中国故事”，介绍“中国方案”，传播“中国理念”，增强“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高校，应努力与国外合作高校共同办好孔子学院，使之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发挥正能量。文化产业部门，应开发和制作包含中国元素、符合国外消费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提升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思想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必须积极维护国内的意识形态安全与管理，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开展相关活动的规范管理，严防敌对势力的文化和价值观渗透，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但不忽视共同课题背后的无形因素。当今科技合作愈来愈国际化，我国科学家当然要积极参与其中。然而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共同课题背后的无形因素，如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国家安全等。具体来说，科技主管部门要通过相关典型案例，教育引导科技人员，增强他们的国家安全意识，使他们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主流媒体要大力宣传科学家中的爱国主义典型，营造“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舆论氛围，促使科技人员自觉抵御国际合作中的“利诱”；国家安全部门要加大监控力度，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利用科技国际合作的渗透活动，坚决捍卫我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着力加大思想文化领域建设的力度。面对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效应，我们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在思想观念上，牢牢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要从市场经济建设这个新背景出发，采取合理有效措施着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在新闻报道上，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新闻工作的突出位置，客观理性报道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引导社会情绪、社会心理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思想舆论宣传方式方法上，要着眼可接受性。围绕争夺群众、赢得人心这一目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解决广大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推动政府部门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使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第四，高度警醒，跟踪研究，牢牢把握社会思潮引导的主动权。在多元社会思潮的背景下，我们要充分认识各种非主流思潮蔓延对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干扰，绝不能掉以轻心。但同时，我们对各种社会思潮也不能一概否定，因为其中包括科学、进步、积极的思潮，也包括错误、落后、消极的思潮。各种思潮的存在及蔓延，有其特定的社会根源和现实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诉求和一些问题。因此，要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动态考察和跟踪研究，科学研判其发展趋向。同时，为了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主流意识形态要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摇旗呐喊，努力实现与最大多数人的价值同构，牢牢把握对社会思潮引导的主动权。
第五，加强网络传播管理，巩固发展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如何建设好、运用好、管理好互联网，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大课题。主流媒体机构要结合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和群众需求，做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话语创新，构筑网上主流舆论传播平台，发出“主流声音”，主导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信息运营网站要切实担负起网络言论“第一把关人”的社会角色，积极推广健康网站、绿色网站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宣传文化部门要积极探索互联网管理新模式，加快培养认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网络影响力；司法部门要在积极推进网络实名制的同时，加大互联网法治建设的力度，依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严厉打击网络造谣传谣行为，促进负责任的网络舆论的形成。总之，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互联网建设和传播管理，是网络时代坚守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环节。
（作者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竞争力研究”（项目编号为15BKS03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冯虞章：《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②王锁明：《微传播的社会效应及其治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来源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825/c40531-294938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