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宣传月报
2015年第10期 总第19期
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印 2015年10月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
2.2015上半年思想理论领域五大热点评析……………………25
3.警惕“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 ………………………………33
4.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主体意识及话语体系创新 …47
5.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种错误观点的评析 …………………58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15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今天，这里群英荟萃、少长咸集，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也有崭露头角的文艺新秀，有些同志过去就很熟悉，有些是初次见面。见到大家很高兴。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借此机会，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国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我早有考虑，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大家一起分析现状、交流思想，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都很好，有思想，有见地，听了很受启发。下面，我讲5个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个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出访所到之处，最陶醉的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这里我举几个国家、几个民族的例子。古希腊产生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神话、寓言、雕塑、建筑艺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剧和喜剧是希腊艺术的经典之作。俄罗斯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拉赫玛尼诺夫、列宾等大师。法国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等大师。英国有乔叟、弥尔顿、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哈代、萧伯纳、透纳等大师。德国有莱辛、歌德、席勒、海涅、巴赫、贝多芬、舒曼、瓦格纳、勃拉姆斯等大师。美国有霍桑、朗费罗、斯托夫人、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赛、杰克·伦敦、海明威等大师。我最近访问了印度，印度人民也是具有非凡文艺创造活力的，大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形成了《梨俱吠陀》、《阿达婆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四种本集，法显、玄奘取经时，印度的诗歌、舞蹈、绘画、宗教建筑和雕塑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泰戈尔更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我国就更多了，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艺巨人，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在我国发展史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按照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奋斗目标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一步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第二个问题：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所以，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文艺对年轻人吸引力最大，影响也最大。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文艺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去年3月，我访问俄罗斯，在同俄罗斯汉学家座谈时就说到，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今年3月访问法国期间，我谈了法国文艺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们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到法国求过学，所以我年轻时对法国文艺抱有浓厚兴趣。在德国，我讲了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里路去借这本书，后来他又走了30里路来取回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对外国人讲这些？就是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福楼拜说，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就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处讲到，作家诗人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宋代诗人黄庭坚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这是我国文艺的瑰宝，要保护好、发展好，让它们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第三个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第一，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古诗源》收集的反映远古狩猎活动的《弹歌》，《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薇》、反映青年爱情生活的《关雎》，探索宇宙奥秘的《天问》，反映游牧生活的《敕勒歌》，歌颂女性英姿的《木兰诗》等，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死奥秘的心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曲》、《十日谈》、《巨人传》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切期待。因此，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的作家贾大山，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我讲要深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绞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正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
当然，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说的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只要我们与人民肥沃
的土壤，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
第四个问题：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这段时间，我集中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集体学习，我作了讲话，对全社会提了要求。五四青年节，我到北京大学去，对大学师生讲了这个问题。5月底，我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对领导干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了要求。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同师生们座谈时讲了这个问题。6月上旬，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对院士们也提了这方面要求。9月教师节前一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同师生座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要对文艺界提出这方面要求，因为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我曾经讲过，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
我们始终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我们：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同时，文艺界知名人士很多，社会影响力不小，大家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一首短短的《游子吟》之所以流传千年，就在于它生动讴歌了伟大的母爱。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
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当然，我们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其实，现代以来，我国文艺和世界文艺的交流互鉴就一直在进行着。白话文、芭蕾舞、管弦乐、油画、电影、话剧、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鲁迅等进步作家当年就大量翻译介绍国外进步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借鉴苏联文艺，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苏联的芭蕾舞、电影等，苏联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以及一些苏联著名演员、导演当年都来过中国访问。这种学习借鉴对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艺对世界文艺的学习借鉴就更广泛了。现在，情况也一样，很多艺术形式是国外兴起的，如说唱表演、街舞等，但只要人民群众喜欢，我们就要用，并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艺术也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比如电影领域，经过市场竞争，国外影片并没有把我们的国产影片打垮，反而刺激了国产影片提高质量和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了，具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第五个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各级党委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诚心诚意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倾听他们心声和心愿。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和扶持，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引导和团结，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真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
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
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同志们！“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党中央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希望文艺战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15日 02 版）
2015上半年思想理论领域五大热点评析
李春华 孙应帅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2015年上半年，理论界、学术界以及宣传思想领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主流舆论，在继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同时，围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形成了若干热点。从总体上看，我国思想理论领域持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杂音、噪音也一直存在。
热点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理论界、学术界对“四个全面”的提出过程、重大意义以及“四个全面”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宣传阐释。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布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总方略的全新展示，也是现阶段各项事业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也有学者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不仅是工作布局的重大创新，更是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为此，应当强化问题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研究思考，着力研究和解决“四个全面”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
经过几年的酝酿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理念上不断丰富完善，伴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等文献的出版热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掀起新高潮。如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理念上的新跨越，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热点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教育部对西方原版教材说“不”后，引发高校要求“思想自由”和“价值中立”的反弹。今后如何在高校开展适当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教材、讲课方式如何改进？“学术自由”和“舆论阵地”的边界如何界定？
对此，有学者认为，教师教书育人应当有政治和道德的“底线”和“边界”。教师不同于一般的职业，他们运用手中的知识权力，足以影响整整一代青年人。因此，高校不能以“思想自由”和“价值中立”的名义灌输错误的价值观，而应该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力。目前互联网上各种观点争锋激烈，有人认为这是网络空间自由开放的必然结果，但是也必须警惕乱戴帽子、乱贴标签的舆论暴力行为。现在有些理论工作者公开散布与中央不一致的观点，甚至以此为荣。对此，有学者指出，这是党的纪律所绝不能允许的。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党必然软弱涣散，就无法肩负起领导改革、依法治国，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样一个职责。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建立一个“标准”，确定一个“底线”和“边界”，那么，越界的言论就不会继续在高校、媒体、互联网上肆意传播。
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深入人心，有观点提出，“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就在一个“真”字，要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理论工作者面对时代变迁、对象变化、环境变换等对教育带来的新挑战，只有用真心去塑造人格，用真心去释放真爱，用真心去革弊鼎新，用真心去踩实环节，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接实地气、找准穴位、打到点上、激起共鸣，才能确保政治优势更强、“看家本领”不丢。
有学者指出，即便在美国高校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课。
美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课仍然存在表明，今天所有试图批判性地看待当今政治经济现状的尝试，都绕不开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和由此引发的各种应对行为，可以使资本主义社会变得不那么可恶。人们看到，尽管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放在指导思想的高度，但客观的研究和严谨的分析，仍然使学生们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现代感。
热点三：“中国道路自信”问题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基于本国国情选择道路，走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三个自信”，这是治国理念的成熟、发展模式的自信。在为世界提供治国理念这方面，中国是亮点迭起、异彩纷呈，从“全面小康”到“依法治国”、从“新常态”到“一带一路”、从“金砖银行”到“亚投行”，无不引起国际上的广泛重视和学习兴趣，从而为在多极世界推动建立新型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增加了机遇。
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受文化差异、情感因素和价值取向影响，还难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出现了“中国不会生产思想”、中国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是“制度缺陷”等声音。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明确地将自己划入“中国崩溃论”的支持者队伍。在他给出的五个理由中，包括富人移民、腐败、经济增长下滑等。而一旦中共“陨落”，这个过程将是“长期、复杂、暴力的”。对此，有学者认为，后发展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解决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每个国家只有走自己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发展道路，才能给民族带来福祉，必须要加强政府执行力来防止发展中期政治参与的井喷与膨胀所引起的转型危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文明走向繁荣，使经济走向持续进步，这是后发展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做的事。还有学者认为，沈大伟对中国制度的看法很幼稚。就拿腐败来说，每个国家都存在，但中国的反腐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体会到了中共高层的勇气与胆识，支持反腐并且相信通过反腐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反腐造就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都更加强大、更加高效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有的学者指出，国际社会的各种质疑和误解也表明，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制度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独特优势，引导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体系、内在结构、历史地位、世界意义，应是未来建构中国话语权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与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积极评价为确立中国话语自信提供了重要支撑。
热点四：以消解英雄为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
今年年初，新华社退休记者李竹润在其个人微博上向公众道歉，称“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的报道是一则让自己上了当的谎言。他说那是当时西方媒体的一则“愚人节新闻”，他却把它当了真而引入新闻教材中。这篇澄清“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报道迅速被扩大为否定雷锋的舆论攻势进而在互联网上激起波澜。同时，南京炮兵学院的一些军史课教员面对网络上关于“张灵甫是不是抗战名将”的口水战，发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人物已变成了课堂上绕不过去的问题”。还有一位教员在课间休息时遭到了学员的质疑：“您难道不看微博吗？您刚才讲的邱少云事迹，违背生理学常识，根本不可能！”这种早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秒变”成热点敏感点，在如今的党史、军史课中已经成为常态。甚至有些公众人物或企业以争议事件和人物为噱头，闹出“戏弄”领袖、“烧烤”英雄等公众事件。
在质疑和争论中，如何客观理性地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及被其消解的英雄？如何在军校乃至高校讲好党史、军史课？这不仅是摆在全军院校和高校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摆在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者乃至全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
为了改变党史军史课“从学术上说很靠谱、从政治上说很正确，但是从接受上讲却很乏味”的现状、增加教学的吸引力，一些教员也摸索出一些诀窍。如“从接近性切入”的教学方法，多角度寻找党史军史事件或人物与学员的切合点，在关键处施以“妙评”，常能拨动学员心弦。有的以“让学员眼前一亮”为标准，翻箱倒柜寻找新鲜的高质量史料，使课堂充满惊喜；网络平台和第二课堂活动拓展教学维度，让课上课下贯通，在线上线下互动；走出校门，带着学员成为各类纪念馆、陈列馆的常客，还原历史情境进行现场教学……
当然，党史、军史、革命史课要真正被接受，还是要靠史实的力量、靠真理的力量。同时，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应当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从毕福剑因“私人聚会戏弄领袖视频”辞职、加多宝因“烧烤英雄广告”道歉等事件的争议和结果可见，即便在微博、贴吧等自媒体流行，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空间兴盛的“互联网”的新媒体时代，“群众的眼睛仍然雪亮”、公道也仍然“自在人心”。
热点五：中西文化和价值观之争
2015年新年前后，湖南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身着汉服来到长沙太平街的圣诞活动现场，手举“抵制圣诞节”等标语，呼吁市民回归中国传统节日，理性过节。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则在平安夜组织学生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并称将处分过圣诞节的学生。对于此举引发的关注和争论，认证为“共青团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委员会官方微博”的账号发布消息回应称，近年来，很多国人都开始越来越重视西方节日，他们认为西洋节很时尚，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显得“老土”。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是严重的崇洋媚外；同时也表明，祖国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正逐渐消失。我们不能忘记祖国的优良传统，应当发扬光大。
有观点认为，近年来，“洋节”确实很流行，万圣节的搞怪噱头、情人节的浪漫风情等，让中国民众“过别人的节日，图自己的快乐”。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源远流长，弘扬传统节日，确实也有助于价值与情感的凝结、文化与历史的承续。不过，禁止过“洋节”，不如创新传统节日。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工作节奏让国人倍感压力，大家都需要放松身心，用来放松的节日和非节日性安排尤其是我们的短项。圣诞节等“洋节”的流行威胁不了传统节日，换一个思考角度，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节日上，是不是需要一些更轻松、更有趣味的改进和重塑？也有学者提出，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必须研究并阐述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核心理念。在把握了中西文化的核心理念后，才能比较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别，做到融会贯通、兼容并蓄。
也有学者提出，研究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还需要有“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一大特色。比如，要把思想与文化会通起来。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各种各样的文化都体现着思想和价值观，倘若就文化论文化，就讲不清文化的本质；文化是思想的载体，脱离文化论思想，思想就空疏得很。再如，要把古今会通起来。思想文化有一个传承、发展的历程，要知其脉流，就得会通古今，在此基础上若能把中西会通起来则更好。教育部在2014年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坚持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坚持与时代精神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坚持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坚持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坚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坚持针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六结合”方针。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原理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国际共运研究室主任）
【参考文献】①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四个全面”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警惕“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
田心铭
来源：红旗文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多次批评了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观点。他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页）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共产主义理想前进。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人老调重弹，宣扬“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鼓噪声再次泛起。为了抵御错误思想的侵袭，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关于坚持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论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一、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某些鼓吹“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人，也看到了这个事实，所以总是通过攻击马克思主义来否定共产主义理想。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空想”，“共产主义是虚构”。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
习近平总书记把坚定理想信念同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对领导干部的学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要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不断领悟，不断参透，做到学有所得、思有所悟”，“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同上书，第5页）
为什么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呢？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也可称为科学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能是空想。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说，当马克思和他在1847年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还是一种“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陋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1页）这时工人运动还没有科学理论来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新的科学世界观，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同时也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党宣言》就是受这个同盟的代表大会委托为它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既是马克思主义问世的标志，同时又是共产党诞生的标志。这一事实表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同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它的全部理论为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逻辑严谨的论证。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亿万人民的实践，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前进的历程，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证明。
党员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研读。对于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变成科学的问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的著作中做了系统论述。这是我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不能不认真研读的著作。恩格斯1877年撰写的马克思传略《卡尔·马克思》和1883年3月发表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论述马克思生平和思想的两篇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着重指出，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他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伟大的发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45、461、546页）这些论述告诉我们，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来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关键是要学习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
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论述“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时，对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做了深刻阐述。
第一，学习掌握唯物史观是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6页）这个论断一语中的，指明了能不能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根本”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否牢固。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剥削阶级偏见的影响，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被唯心史观所统治，即使是费尔巴哈那样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也陷入了唯心史观。直到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马克思总结人类文明发展优秀成果，创立了唯物史观，才“在整个世界观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57、459页）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因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社会发展是由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从此，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共产主义不再是空想，而是被马克思揭示出来的、由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决定的历史的必然。可见，对于人类思想史来说，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一个根本变革；而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通过学习树立唯物史观，就是解决好世界观这个“总开关”的问题。因此，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为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奠定世界观、历史观的基础。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习近平总书记说：“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7页）这一论述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运动规律，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在唯心史观支配下，都是从空想出发去谈论所谓“一般社会”应当如何如何，而马克思抛弃了他们虚构出来的“一般社会”，专门去研究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10页）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研究资本主义，写作《资本论》。他研究了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极其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活动规律。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时，他的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62页）通过这样的研究，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恩格斯概括地指出，生产已经是社会的活动，而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占有，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不相容，“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5页）这一基本矛盾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冲突的萌芽，正是它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社会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不是个人的对抗，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对抗。因此，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并不是由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必然导致的结果，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趋势。
看不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长期性，就不能深刻理解它的必然性。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同时，又指出这“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他还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7页）
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表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沙皇俄国，后来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等国家取得了胜利，表明这些国家的特殊国情已经使其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当代世界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迅速加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等高新科技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显示出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我们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提出两个“决不会”的同时，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地位，他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这就告诉我们，两个“决不会”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是统一在一起的，这种统一正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表现。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的长期性，又要看到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最终消亡的必然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论》在西方发达国家成为畅销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新引起世人重视，人们纷纷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求当代社会问题的答案。这一事实再次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我们必须把认识共产主义理想的长期性和它的必然性统一起来，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向着远大理想前进。
二、把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起来
警惕“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对党员、干部思想的侵蚀，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最高理想和现阶段理想的统一，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1.坚持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党章规定的誓词包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某些宣扬“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人嘲笑说：“没有见过共产主义，愣是要为此奋斗终身！” 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在这些观点背后，隐藏着一种把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去看共产主义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也是有些党员干部不能认清“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谬误的一个认识论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开始，就把它看作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标志着唯物史观成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尽管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却只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决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他们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539页）可见，共产主义既是科学的思想体系，又是这一思想体系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既是一种社会制度，要是以实现这一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的现实的运动。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有了共产主义运动。它在实践中不断前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正如1982年党的十二大所指出的：“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科学共产主义已经经受了一百多年的实践检验。
某些人以“没有见过”为理由讥讽为崇高理想奋斗，这无异于根本否认一切社会理想。因为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正因为它还不是实际存在的事物。科学的理想来自现实，又高于现实，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转化为新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可能曾经是昨天的理想；今天的理想，可能成为明天的现实。“没有见过”，才名之曰“理想”。理想一旦成为人皆见之的现实存在，就不再是理想，而被新的更高的理想所取代了。只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支配下的不思进取的庸人，才拒斥和嘲讽一切“没有见过”的理想，把现存社会凝固化、永恒化，当作他们的“理想”。某些人宣扬“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实质，就是把资本主义永恒化，宣布为“历史的终结”，对抗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这就是他们的“理想”。
科学共产主义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不在于人们“见过”或“没有见过”，而在于现实中是否有其客观根据。共产主义理想的客观根据，就存在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列宁说：“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255—256页）马克思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内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其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历来反对幻想式地去预测未来。1881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写信向马克思请教：假如取得了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马克思在复信中严肃地指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这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因为，“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8页）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严格的科学精神，共产党人没有陷入空想，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远大理想前进。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1949年之前是“没人见过”的理想，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在20世纪末之前也是“没人见过”的理想，但它们都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奋斗中变成了现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管今天仍然只是美好的梦想，但是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的奋斗目标一个接着一个从理想变成现实，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实践对共产主义理想必然实现的最强有力的证明。
2. 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某些宣扬“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人质问：“假如你们真的相信共产主义，为什么不把财产都充公呢？”还有人说：“听说又要搞共产主义了，是不是要共私营企业主的产啊？”散布这样的论调，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居心叵测：或者是企图用“激将法”诱导超越阶段的错误，或者是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曲解为对私营经济方针政策的改变，蛊惑人心，都是要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的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纠正了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左”倾路线的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提出了由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有机构成的纲领，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在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曾经发生过超越阶段的刮“共产风”的“左”倾错误。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成熟起来。党经过艰难探索，认清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6页）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经的阶段。邓小平明确指出了这个阶段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在民主革命时期，党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在心中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两个明确的目标，同时又把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践区分开来，既不能失掉将来的大目标，又不能超越现阶段的目标和政策。在今天，如果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就会模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迷失前进的方向，失去精神动力；如果忘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就会脱离基本国情，背离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6页）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为现阶段的目标奋斗，就是脚踏实地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某些人宣扬只有把财产“充公”，才能证明“真的相信共产主义”，这是把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同现阶段方针政策对立起来，设置一个要么否定最终目标、要么否定现阶段方针政策的陷阱。某些人把我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曲解为要改变现行方针政策，是把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同现阶段方针政策混同起来，造谣生事。对于这一类论调，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作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主体意识
及话语体系创新
郭凤志
来源：红旗文稿
目前，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文化主体意识的不自觉问题，二是话语体系对接存在的内在紧张和冲突问题。这些问题掣肘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效果的提升。为此，需要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文化主体意识，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传播话语体系。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体系创新应在创新话语体系方式、提升话语质量和赢得话语权等方面着力。
一、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主体意识和话语体系结构
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价值观背景下，在西方势力不断兜售“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国内一些人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喧嚣中，加强和改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要增强“我们是谁”的文化主体意识，增强自我意识、自为能力，防止纷扰下迷失自我，保持政治定力和文化自醒。人的主体性不是抽象的，其确立的最重要标志是自我与外物和他人的区分意识和关系建构能力。对一个民族来讲，主体性是“民族自我”，对一个国家而言，主体性是“国家身份”，所谓热衷“全人类主体”的主张不过是以“膨胀的自我”或“迷失的自我”表现出的两个极端。而“为什么而为”的问题是高校意识形态文化主体意识的更深层次的一个方面。科学无国界，但知识分子有祖国。高校知识分子集中，堪称社会思潮的集散地和论辩、交锋的前沿阵地。大学生是社会思潮的主要争夺对象，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站位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的得失成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可靠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坚定有效地推进。
话语体系或者话语要素是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构成。任何思想理论要获得话语权，既要重视“说什么”，更要重视“如何说”。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作为一种“言教”方式存在，话语体系是其实现建设目标的主要形式、工具和媒介，获得话语权是实现其教育效果的追求所在。
“话语”即言说。现代意义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话语的影响力、主导力和作用力。在当今世界，话语权是重要的文化力量和政治力量。
从教育学角度对教育者话语权研究的主要观点认为，现代意义上教育者的话语权并不既定拥有，要靠争取才能“获得” 。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体系是围绕实现建设目标，由教育主体主导的，包含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质量，以追求实现获得话语权为标志等中介性要素构成的复杂体系。
首先，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内容在其话语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它决定于教育内容。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具有确定的规定性。如，以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主渠道的思政课为例，每门课程都有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框架体系。但是，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不能简单地“照本宣科”，而需要在话语内容上进行话题设置。话题即问题，抓什么样的问题作为话题是决定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尺，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体系，首先要解决话语主题、话语内容问题。话题设置上要有现实针对性，包括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甚至敏感问题。只有话题设置是师生共同关切的问题，才能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育效果。
其次，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方式是其话语体系中的基本要素。现有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话语方式一定程度存在着生、冷、硬的问题，导致入耳难。过度使用政治性话语、宣传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的习惯，造成当前的话语困境。反思这种困境，好的道理没有讲好是必须正视的一个原因。过于抽象的话语影响的是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影响的是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形象。如果大学生不愿听甚至厌烦教育者的话语方式，又怎么能达到真懂真信的效果。
第三，从效果上看，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质量、话语权是其话语体系最具有价值的要素。所谓话题设置、话语方式所达到的话语质量，最终是为了获得话语权。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话语体系，追求的是积极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话语主导权。目前，与我国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投入相比，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远没有获得被期待的话语权，主要是我们还缺少话语的自主能力、独立意识以及理论自信和积极有效的传播意识，教育者与大学生话语体系对接还存在着内在紧张和冲突问题。
二、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创
新的着力点
从问题角度看，首先是教育者的话语体系存在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用别人的话说别人的事。这里的别人实质上是指能够在文化上实际影响我们的文化体，当前主要指西方文化。我们不排除，部分教育者在不自觉中做了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传声筒，但最值得警惕的是，现在高校一些人立场不清、“唯西是从”，热衷于传播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而对民族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和否定态度，把涉及西方的理论及研究的就认定为学术，而对中国的理论和研究则视为只有政治而无学术，公然把学术和政治对立起来。出现了研究西方经济学而歧视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西方哲学而贬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象；更有一些人把成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作一种追求，自觉为西方代言。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和影响。二是用别人的话说自己的事。用别人的话说自己的事情，有自身理论功底薄弱的问题，但其存在的风险是用西方的理论裁剪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从根本上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工作，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三是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事，用中国语言讲中国故事，这方面我们的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弱。
上述问题说明，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必须不断强化“学术研究无禁区，教育教学有纪律”，其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意义重大。也就是说，教育者的职责是在课堂上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流文化，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通过教育者的努力为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精神支点。教育者如果背离了正确方向，就必须得到制止。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问题，还表现在教育者话语体系与大学生话语体系对接存在的内在紧张和冲突问题。这也是加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更为重要的、需要我们着力破解的困境。
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呢？基本思路应该是聚焦并围绕中国道路而展开话语体系的创新。创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要针对其目前薄弱环节着力，特别是对其政治话语的硬度、强度，理论的抽象与枯燥作柔性和具象的处理，以实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接地气”。教育者要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坚定的立场、理论的创新力等自觉的文化意识。话语创新要着力于研究意识形态话语与实践、与时代、与对象、与表达方式等的关系。
解决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要联系国情，要说中国话。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聚焦的话题应与中国社会的实践、当代民生紧密相连，只有贴近国情、民情，回应中国问题，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显现。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教育，一方面，理论自身的本质性、逻辑性、严谨性和对现实的超越性特点，容易给人造成远离现实的“无用感”；另一方面，过度强化的政治性话语和宣传式话语的惯性容易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而联系中国国情与实际讲中国话，从话语内容上可以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从而可以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叙事话语分量。通过加强陈述的真实性，把教育者的观点、立场和价值观具体化，以实现教育效果。完全脱离现实，会使理论空泛，而完全依附于现实，又会使理论失去其超越性与引导力。联系国情讲中国话，就是要把说理话语与叙事话语统一起来。同时，理论联系实际，还要关注大学生学习生活，关注大学生思想，让理论理性在生活实践中获得张力和活力。
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说什么，怎样说，都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是联系国情说中国话的价值旨意。
一是要紧跟时代说现代话。任何时代都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和语境。实践在发展，理论要创新。每一次理论创新都必然伴随话语体系的创新。在21世纪时空变幻速率不断加快的情势下，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既要有国际视野，也要有中国特色，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建设，也要紧密跟踪学术前沿，不断创新话语体系，凝练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与时俱进地增强话语魅力。
二是要面向对象说学生听得懂的话。用学生的思维方式引导学生，用学生的方式帮助学生精神成长、政治成熟，只有适应对象的话语体系方法才能有效。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性与大学生自我发展和个性发展“实际需要”的张力差距，使得解决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的融合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更是从国家民族发展高度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的一项工作，可为什么这样一项具有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工作，却遭到学生的“排斥”呢？这与以往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忽略大学生的个体需求和特点有直接关系，任何教育目标，如果它未与学生的价值需求联系起来，并成为学生心中的信念，这样的目标显然只能是外在的，是难于内化于心的。
如果说话语是交流工具，那么，受众的知识状况、思想状况、环境等因素都会参与话语权的塑造。只有贴近大学生思想，以学生为本，尊重和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才能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话语的价值引导力，实现思想的影响力和教育力。在今天文化价值观多元的复杂环境中，在信息渠道日益多样的现实背景中，惟有读懂对象，激发兴趣，消除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话语系统与学生话语系统的距离感，才能为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实效创造条件。再抽象的道理也是说给学生听的，只有贴近学生的社会背景、心理状况、疑惑所在、情感所需、利益所求和关注的兴奋点，才能深入人心、获得认同、形成共鸣，收到最佳效果。没有对象感的套话如同射箭不看靶子。所以，马克思主义要在大学生年轻的心里扎下根，亟须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教师读懂对象，了解学生立场。
三是意识形态教育要说通俗话。讲通俗话解决的是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学生接受过程中专业化与非专业、理论抽象性与具象性的矛盾。列宁曾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表达的可领会性”是言语的有效性原则之一。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都有其既定的理论体系，有其专有范畴、原理和方法，这与大学生专业和日常思维的“兴趣爱好”客观上有一定距离。大学生的知识水平虽高，但他们毕竟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出身，其专业话语系统与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话语系统差异较大，为了达到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效果，就必须使理论表述、解读通俗化、形象化，以有利于大学生接受。通俗化过程是遵循和领会理论本质的前提下把抽象理论转译为生动、有趣与对象接受水平对接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过程，目的在于使学生喜闻乐见。使用的话语体系应多角度、多层面、多样化和富有个性，从而更准确鲜明、生动活泼，平实和朴素，使理论通俗易懂，使理论更精彩、更富有趣味。
三、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创新需要解决好的矛盾关系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创新，实质上是要通过话语创新，有效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社会实践的新课题，解决大学生思想中的新问题。为此，要处理和平衡好以下矛盾：
首先，要协调好理论规范性和话语通俗性的关系。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承担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职能，重在“说理”，目的在于达到“理论坚定”。通俗化是使理论表达浅显易懂又不损害理论原意，实质是理论的“科普”工作。通俗是为了普及，普及是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要使大学生接受，首先要使思想政治理论本身通俗化生动化，理论讲授要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同时，通俗表达的边界是对理论转换以“信、达、雅”为标准，让人听得懂，又不能“失真”、更不能“走板和歪曲”，不能脱离理论本意，更不能随意化。通俗化的成效最终还要以是否有利于和推进了理论的掌握为检验标准，这是对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教育者理论功底、实践经验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综合考验。
通俗不是庸俗，通俗从表层上看是如何用准确、鲜明、优美、趣味的语言表达抽象理论的问题，深层问题是如何使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表达的内容成为一般原则的问题，从而避免话语体系的超验推论方法。但是，这的确有一个从理论向通俗转换的界限问题，而且，通俗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把握理论，而不是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性，要平衡好“深入浅出”和“浅入深出”的关系。所以处理好理论规范性与通俗性的关系，才能保证话语创新的正确方向。
其次，要平衡好课程话语导向性和尊重对象话语特点的关系。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性对国家来说是一种目的性存在，对大学生来讲是一种工具性存在。针对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偏重国家意志而忽略对象意志的问题，我们说的讲学生话实质是要化解这种紧张，找到融通二者立场的共同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交集也有内在差异，为了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就要追求对国家利益和大学生的利益兼容，并基于国家立足点使之融为一体。从国家立场看，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是一种主流价值观明确的教化活动；从学生立场看，教化要与启蒙互动，教化要通过启蒙来实现，启蒙是为了教化。创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一要以国家意志为话语体系创新依据；二是充分尊重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和思维特点，读懂对象，以理性认知方式为途径，培养大学生对其认同以达致对话的共鸣、问题的共解、思想的共识。
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教师是话语体系的主体，其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学生是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对的实际之一，贴近学生，反映其需要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根本的是提高对学生的引导力和影响力；话语体系走向学生，最终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理论素质，引导学生的价值观养成。
第三，解决视野和方法的问题。要处理好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世界性话语体系比较与对接的关系，以及继承历史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关系。
全球化是当前我们进行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话语创新必须正视的一个真实的环境，不同文化空间的话语体系，尤其是西方文化话语体系理应被纳入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话语创新的研究视野和空间。在意识形态立场、观点等不同的前提下，如何借鉴、借鉴什么，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西方意识形态在认知体系建构上的系统化、理论化，在价值观推介上注重传播的各种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但是借鉴要有自觉的主体意识、为我所用的立场，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封闭自语。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注重理性思维和理论系统建构的自觉意识和方法上的艺术，创造出自己的理论术语和理论体系。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斗争，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西方的话语霸权和强势，对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话语权形成巨大冲击和挑战，但是，正是在与不同话语体系的比较与交锋中，才能创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面向世界，我们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国际对话中赢得话语权。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种错误观点的评析
梅荣政
来源：红旗文稿
我们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健康向上，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这是观察和评估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首先要看到的基本的、占主导的一面。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斗争复杂的一面，特别是那些干扰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错误观点，更值得关注。本文就四种错误观点作如下评析。
一、“苏马非马”
“苏马非马”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经过整理、理解、取舍、发挥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不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接受的就是作为“非马”的“苏马”，这是造成中国革命建设失误的主要原因。所以，“苏马非马”论者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一项基本任务：批判‘苏马’，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
在这里，“苏联模式”被篡改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按“苏马非马”论的观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教条式的”、“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改革开放前，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中国共产党也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要来“正本清源”，走上“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主张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避而不谈。
我们知道，所谓“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形态，是社会主义共同本质特征和苏联民族特色的统一体。它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苏联模式”的成功经验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现阶段有普遍意义。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即我们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的东西。二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这包括两种情况：只符合苏联实际，不符合其他国家实际；只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不符合苏联后来发展了的实际。
历史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苏联模式”中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概括为五个基本点，这五个基本点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早的表述。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其概括成六条标准。再后来邓小平将其凝练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点是：（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主义政党。（2）在党的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权。（3）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5）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搬别国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突破苏联模式，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学者取得的共识。
二、“以儒反马”、“以儒化马”、“以儒淡马”
涉及儒学的思潮、观点很复杂，其性质各有不同，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对其性质做出正确判别。下面讲的情况只是其中的三种: 一是“以儒反马”，这包括国内的“儒化当代中国”怪论，国外媒体的歪曲；二是“以儒化马”或者“以儒归马”；三是“崇（以）儒淡马”。
1.“以儒反马”。“以儒反马”的基本观点和手法是，诬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异族文化”，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使中国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彻底丧失，誓要“儒化当代中国”。“儒化当代中国”论是一股封建复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总的原则是要把中国演变成“儒士共同体专政”国家即“儒教国”。他们设想，“儒教国”的建制是“儒家议会三院制”：政府从“儒家议会”产生，对“儒家议会”负责。“儒家议会”分“三院”，即“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代表“民意”，其议员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通儒院”代表儒家圣贤理想和“天道价值”，其议员通过考试、举荐和到民间访查等方式产生。“国体院”代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其议员按血缘关系，从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中挑选，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从而通过 “儒教国”议会和政府，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控制。
儒化当代中国的主张者将实现“儒教国”的策略路线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下行路线”即“在基层，儒化社会”。两条路线“双管齐下”，同时推进。实现“儒教国”的关键是：“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只要“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所以当代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辱骂。此外，国外一些媒体的鼓噪也属于这一大类。
一个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论述明白无误，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长期的观点。
但是国外一些媒体借此大做文章，进行歪曲。诬称“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中国社会‘尊孔崇儒’的时代已经掀开序幕”，等等。
2.“以儒化马”。这种观点口头上表示并不反马，确实有些人也不一定自觉反马，但是他们的文章表现出一种倾向：自觉不自觉地以儒释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从思想实质看，其力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明显反映出用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诉求。这种情况虽然与第一种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如继续向前发展必然反马。
3.“崇（以）儒淡马”。有人总把马克思与孔夫子对立起来。如有人撰文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高调“打倒孔家店”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倾向的典型代表。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也可以成功走向现代化，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按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和传播时期，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批判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没有本质区别。
对这些错误观点，我们要做科学分析。
其一，不能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批判孔学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相反，否定这个时期对孔学的批判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始于1915年秋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尽管在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上存在弱点，但是，如果没有它对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孔学的批判，人们就不能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就不能为以后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准备适合的土壤。如果没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道统说”的批判，就不能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理论。还要指出的是，丰富的文献资料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批判孔学过程中，并未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且明确指出，孔学不等于全部国学。同时他们既未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也未把孔子说得一无是处。
其二，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孔学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说：孔子的学说……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我国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方法论问题》中说：孔学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血缘关系等级制度的封闭体系。
其三，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建设。且不说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分，就是从生产力角度说，以儒学为指导，也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因为“孔学集中讲伦理哲学，而对社会生活的基础完全缺乏认识理解。……这是孔学根本的弱点。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缺少唯物论，没有经济学思想”。（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中国古代史也说明，在中国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并没有帮助我们实现现代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处于支配地位时并不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而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恰恰是儒学的地位不占优势的时期。汉代前期的盛世，尊奉的是黄老学说，孔子并无地位。唐代是中国历史的光辉时期，盛行的是佛教，尊奉的是道家老子，儒学也不占优势。宋代最尊孔且创造了新儒学，可宋代最弱，徽、钦二帝竟被俘。南宋时期，理学“一枝独秀”，但还是被不尊孔的蒙古铁骑战败，亡于江南。
当然，孔学有其历史作用。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在影响和塑造中国人，维系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影响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方面，起过重要历史作用。李大钊在批判“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同时，又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为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陈独秀也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
今天，不能只看到孔学中的精华，不看其糟粕；不能把孔学提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高度；不能因从孔学中吸取精华就把孔学抬到比马克思主义地位还高、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程度。不仅如此，对从孔学中吸取的精华，也要结合现时代精神、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予以加工提炼，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三、“以西马释马”
“西马”概念，在不同著作里有不尽相同的内容。其中，作为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有一些很深刻、很有价值的思考，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择要吸取。
此处说的“西马”是专指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主张。这种主张攻击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即“见物不见人”，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一，这种“西马”论实际上是用唯心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以所谓“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自誉。
其二，这种“西马”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它无限扩大马克思主义概念，把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思想嫁接在马克思主义上，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把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凑到一起，伪造出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等等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马克思主义。
其三，这种“西马”论还企图通过制造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差异”、“矛盾”，马克思与列宁的对立等等，企图肢解、毁灭马克思主义。
一些人以这种“西马”论为圭臬来判别、重释马克思主义，以“西马”的是非为是非。这种情况渗透到我们一些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有的学科点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课开得很弱，在没有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缺乏科学分析能力的情况下，用主要精力去学习研究“西马”，以致阻碍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的确立，严重影响了青年一代学者的成长。从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大家都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各人所理解、认同的内容却很不一样。这种情况如得不到彻底纠正，长此以往，必定会反映到对我们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认同上，所以非常值得警惕。
四、“指鹿为马”，同时又“指马为鹿”
前些年，有人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等等。近一段时间，又有人抹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蓄意将社会主义说成非社会主义，又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指鹿为马”者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抹杀马克思主义关于判断一个社会的标准。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又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有什么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晚年还强调，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指鹿为马”者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抛在一边，用捏造的所谓功能社会主义来批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他们诬称的结构社会主义。按照功能社会主义，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私有制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属于社会主义。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邓小平理论，说以“猫论”、“三个有利于”为灵魂的邓小平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社会主义。他们还以奥巴马来混淆“马”，称：“奥巴马竞选时，有西方人士评论他的主张说：这在欧洲叫社会主义，在美国叫福利，在奥巴马叫变革”。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指鹿为马，又指马为鹿的狂言，是违反宪法的，本质上是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
面对错误观点（包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出来讲话”。他强调：“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说：“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重温邓小平这些论断，一切具有科学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专家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深受教育，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向种种错误思潮亮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武汉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