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贡献:
"五大问题"和"五大规律"
姜辉
来源：红旗文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新阶段、新起点、新长征，在深入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崭新的历史创造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21世纪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求：“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整体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思想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造性地回答了“五大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五大规律”的认识。
一、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也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在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伟大征途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继续拓展这条“正确道路”，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领导保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和基本架构日益丰富完善，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三位一体”，发展为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四位一体”，并在此基础上由“三个自信”发展到“四个自信”，并贯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的始终。
具体地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许多方面深化升华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比如，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具体运用，是党的宗旨在发展观上的集中体现，从而提炼升华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同时提出三个“没有变”的谋划发展“基本依据”，根据新阶段新形势又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的现实依据，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和牵引的“六大改革”，通过新的改革，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从而极大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者相互促进、协调联动，提升发展的系统性、全面性、协调性，从而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破解了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难题，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发展目标理论。
二、围绕治国理政这条主线，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审视治国理政的问题，指出：“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生前就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 从我们党治国理政历史的承继发展看，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实践已经走过了不平凡的历史进程。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主要的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今天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以往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的问题进一步解决好，以治国理政的成功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今天，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谋长远，谋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曾深谋远虑地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习近平同志以同样的战略视野和历史眼光审视全面深化改革和治国理政的问题，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行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根据本国传统、现实国情和长期治理经验，创造性地推进治国理政事业，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造了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形成了对比于西方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也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成功经验，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根本特征和重要创新。当今世界出现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照，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对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反映了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国家的有效性、优越性。如果说以往我们更多地从理论上根据历史规律来阐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21世纪我们则必须运用高于和好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效率与治国理政能力，来真真切切地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制度文明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三、围绕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目标，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发展蓝图、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理念、保障力量、对外关系、领导核心和科学方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指南，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发展好、治理好，由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向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转变，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探索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既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又博采各国各地区发展道路之众长，可以说走出了一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新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不论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如何，都不可避免地、或早或晚地走上现代化道路。但现代化之路往哪个方向走、如何走，却有很大不同。在历史上，可以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先行一步，其成功经验和积极成果是对人类发展的重要贡献。但据此认为西方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可行之路、普世之路，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必须模仿和跟随，则是错误的。况且，西方现代化道路有着固有的矛盾弊端、制度局限和历史局限。可以说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也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现在西方国家的种种乱象，如贫富差距悬殊、难民危机、民粹主义泛滥、恐怖主义猖獗，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趋势等，都标志着西方现代化之路走入了死胡同。一些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套用西方现代化模式和西方提供的方案的国家，要么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而长期停滞，要么成为依附于“中心国家”、受其控制和支配而丧失了独立性，要么在“结构性调整计划”的猛药“医治”下而陷入破产，要么在“颜色革命”中陷入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发展迫切呼唤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条新道路。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也超越了历史上和现实中其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一条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全面的现代化道路，为人类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最符合中国当今实际的、最鲜活的原版。
四、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关键，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取得了许多规律性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环境发展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前所未有；党员队伍结构、思想状况发生深刻变化，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的高度统一，实现了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高度统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纪律和反腐倡廉建设等各个方面，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有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其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集中贯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群众之关系的基本原则，为继续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证；第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将其作为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作为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第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严明纪律和加强党内监督，恢复光大这个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重新确立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的根本原则；第五，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持续不懈地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打破了所谓的“反腐败党亡，不反腐败国亡”的“两难”悖论，找到了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等等。总之，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进一步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历史使命、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途径、根本保证等的规律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
五、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伟愿景，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从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国的问题本来就是世界的问题。毛泽东在1921年谈“改造中国与世界”时，就豪迈大气地指出，“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近百年后，在中国真正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时刻，习近平同志明确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同样豪迈自信地提出“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创新也在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智慧、新经验。我们党着眼于中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新阶段新形势，致力于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发展目标、发展道路等方面，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建立更为合理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理念和新思想，从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固有局限和无能为力；“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美国与欧洲的新矛盾新冲突等，说明西方正加剧分裂和撕裂，危机之时“各扫门前雪”，“大难临头各自飞”，充分暴露出资本帝国主义集团的本性与内部矛盾；西方金融寡头和国家为追求超额资本利润曾积极推动自己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而今同样为了各自利益而“关门砌墙”,逆全球化潮流而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曾宣布“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深深担忧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正“面临倒退”，哀叹“我们都不知道这会如何完结”。世界向何处去?人类走向何方？许多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都陷入焦虑、彷徨和迷惘之中。
在世界深刻复杂的大变局中和变动不居的大动荡中，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发出了“中国应该对人类社会有更大的贡献，更大的担当”的时代强音，提出“让和平的薪火世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的美好倡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要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更要遵守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各尽所能、相互借鉴、互惠共赢。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各种决议中，充分体现了这一宏伟理念和美好愿景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也表明了中国对全球治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各国发展有机结合，既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又把握历史大势，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向人类社会提供丰盈鲜活的“中国智慧” “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以中国道路和发展理念引领塑造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坚持中国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提出促进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新理念。建设“一带一路”、组建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推动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等。中国发展遵循“五大发展理念”，也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包容发展、共赢发展”的新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国际秩序新原则和人类社会关系新愿景，是我们党对当今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创造性回答，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是中国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在当今世界的现实体现。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711/c143843-29396033.html）
非思政课专业教师应特别
增强授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
童潇
来源：红旗文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这就明确指出，思政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主渠道功能，其教学质量的高低，作用效果的强弱对培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新一代接班人将起到极端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专业课也有着重要育人功能，对高校能否“立德树人”，对学生思想政治的意识和观念塑造，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从现实情况来看，有相当部分的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还比较缺乏，甚至还有专业课与思政课拉错调、讲跑调、唱反调，甚至逆向而行、背向而为。因此，增强非思政课专业教师授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推动专业课教师自觉地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伟大实践，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当前尤其需要专业课教师能够增强授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
第一，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识。专业课教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各学科专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具体来看，首先，专业课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增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专业课教学应当遵循专业课本身的科学规律，同时还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必须要遵循教育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社科类专业课更应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这样，才能站在“思想和专业上”双重培养人的战略高度，为学生其他学科的学习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创造力，而不是把专业课教学当成简单的知识传授。其次，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行为中应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既要明确专业课作为学生学习本专业业务知识的主要渠道，把课备好、备精，把涉专业的知识讲清楚、讲明白，让学生的专业知识更扎实；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也是育人过程，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把好方向、把牢大局，认识到自身的世界观、价值倾向和道德品行会影响青年学生，自身的行为、举止也会影响青年学生，甚至自身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处理的一件小事都会给学生一生留下印象、产生影响。从而不断以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养德修身，为学生树立好的表率。
第二，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专业课教师在讲授专业知识时，要有意识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精神渗透融入到专业课程当中。一方面，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发掘运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和要素。要学会“借题发挥”，结合学生当下所关心的现实问题，从专业的角度为学生展开分析，帮助学生既知晓价值判断的标准，又理解判断结论得出的缘由，进而实现传道、授业、解惑三者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专业课教师还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渗入专业课程的职业道德培育之中。透过理念的渗透，提升学生未来的职业修养，实现思政育人与专业传授的完美结合，从而达到教书育人的双重目的。除此之外，专业课教师还应该紧紧以学生为中心，围绕学生、关心学生、服务学生。以学生的需求、困惑以及问题为突破口，渗透到学生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各种方式广泛深入地了解青年学生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困惑和实际问题，针对学生的专业困惑、人生困惑、认识误区、价值误区，既在课上“下功夫”，又在课下“显神通”，积极为学生进行答疑、解惑、排忧、引领，克服那种只重技能传授不重价值引领的错误倾向，主动担负起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责任。
第三，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专业课教师应紧紧围绕“立德树人”中心环节，在种好责任田的基础上，守好一段渠、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能同心同向、同建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和育人合力。其一，专业课教师队伍应与思政课教师队伍协同。一方面，在宏观上要有意识将两支队伍有机打通，思政课教师学科背景来源多样，部分专业课教师可以在增强思政学科学习基础上，实现两支队伍间的合理兼业和流动，通过兼与流，增强专业课与思政课的有机协同；另一方面，专业课教师还要有意识地加强与思政课教师的交流和沟通，在一些场合，专业课老师讲道理，学生更愿意信，由专业课老师举例子，学生更愿意听，专业课教师可有意识地去了解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难点和薄弱点，有针对性的协力去做一些工作，这样，努力推动专业课与思政课步调一致、相互促进。其二，专业课与思政课内容协同。专业课教师要增强看齐意识，要有意识了解并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动态、动向，可以与思政教师共同设计相关的教学方案，保持步调一致，让内容有意识地互相印证；也可以与思政课教师共同开展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分别从不同侧面“串联”起双方的教育点、知识点。除此之外，文科专业教师还可与思政课老师从不同角度对一些典型的错误观点展开探讨批判，从不同角度协同讲清观点的错误之处，避免“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使两支队伍形成合唱团 ，使课堂充满正能量，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有效结合。
第四，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专业课教师在排布课程、设计课程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放置相应的思政要素，让专业课与思政课在多方面能有所呼应，从而形成一种集群效应。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排布可以从多方面入手：一是专业课与思政要素相互照应。专业课要在备课过程中有意识地设计相关章节，或从专业理论角度，或从专业内容角度，延伸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这样，就在专业课授课的课程中“植入”了思政元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布不是“强排”的，是既要善于借助专业课的载体呈现思政元素，更要善于利用思政元素培育学生的专业素养，实现双方的互相促益，使“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能同频共振。二是要注意方法和技巧的运用。这种排布思政元素的专业课不能是强灌的，而应当是润物细无声的。要在和风细雨之中、在教授专业知识中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例如，化学课程在讲授到科学家居里夫人时，就可以把居里夫人一生对祖国的热爱突出出来，从而用真实的专业人物去感染学生；社会学课程在讲授到费孝通教授时，可以突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分析“多党合作”为费老这样一位著名社会学家提供了“出主意，想办法”的舞台。这样既能提高专业素质，又能提升品德修养，还可印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值得指出的是，排布意识不是要用思政课去替代原有的专业课，要坚决避免专业课特别是一些社科类课程把专业课变成思政课的倾向。而是通过有意识的排布，让看似自然的教学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功效。
思想政治教育既要旗帜鲜明、突出特点，也要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越是有效的教育，越应当是让受教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专业课虽然不是专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但事实上也渗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因此，发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是我国高校的一大政治优势，必须抓紧抓好。这样，专业课教师在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重要责任及效果就被凸显出来。当前应切实把推动增强专业课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提上日程，让专业教师在讲授专业知识、种好责任田的同时，能切实承担好对大学生价值引领、精神塑造的任务。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来源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728/c143843-29435540.html）
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价值
张西平
来源：红旗文稿
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从16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以其独有的魅力启发和感动过许多西方哲人，曾是西方长期仰慕的文化。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价值，对于其在当代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华夏先民因生息于黄河流域，周围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指的是地处中原的华夏民族。中华的“中”，意谓华夏民族居四方之中；中华的“华”意谓华夏民族是具有文化的民族。正如章太炎所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第15期）
中华传统文化发生在东亚大陆，它西隔高山，北接大漠，东临大海。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它独立完成了自身文化的发生和创建，确立了自己的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只是在它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逐渐与其他文化相接触。虽然后来外来文化对其也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系统和态势已经基本稳定和确立了。
第二，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外来异族的冲击，从而从未中断自己的发展进程。长城内外是故乡，汉民族和长城外草原民族的融合过程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过程。其间的冲突本身不仅没有中断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反而成为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壮大的过程。而其他原生性文化，如埃及文化、玛雅文化，早已后继无人，文化从此中断；而巴比伦文化和印度文化经过多次的外族入侵，其原文化形态已被深深叠压在文明的底层，与现代文化形态隔绝，使其仅仅成为考古学的对象，而再无现实的文化意义。在世界各个原生文明中，唯有中华文化没有发生文化的中断，历经数千年而延续不绝。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仅有的现象。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大约两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日本、朝鲜乃至后来独立的越南，都是以中华文化为其文化源泉，大规模地受容中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们符合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化体系。在19世纪以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中华文化圈。由此，成为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可以用出自敦煌、收藏在巴黎的一个卷子中的内容来说明。这是来中国礼偈的一位梵僧所写的一首诗《礼五台山偈一百二十字》：“长安地阔杳难分，中国中天不可论。长安帝德谁恩报，万国归朝拜圣君。汉家法度礼将深，四方则取慕华钦。文章浩浩如流水，白马軑经远自临。故来发意寻远求，谁为明君不暂留。将身岂惮千山路，学法宁辞度百秋。何期此地却还回，泪下沾衣不觉斑。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
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人类文化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普罗米修斯的时代”，即语言产生、工具使用和火的使用的时代；第二个阶段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第三个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同时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第四个阶段从公元前200年至今，其中从17世纪开始进入科学和技术的时代。他侧重分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并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用以匡正黑格尔的基督教历史观。
雅斯贝尔斯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在印度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其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祆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希腊产生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里克、柏拉图、修昔的底斯和阿基米德。“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田汝抗、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雅斯贝尔斯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是从历史上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的一个总结，“轴心时代”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一个起点和基础。也如中国文学家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所说“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
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葩，它是唯一一支存活下来的人类远古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明显高于周边的文化，同时也高于其他文化圈，特别是在唐代，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中国是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中心。正如著名科学史专家贝尔纳指出的，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序言，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
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持久性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所独有的。上面我们提到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其文明未遭到其他文明侵入的重要原因。从世界历史看，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文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腓尼基地区文化，克里克岛上的爱琴文化以及迈锡尼、古波斯、古希腊等诸多的古代文化系统，都是建立在比较单一的水系和平原上，地理上缺少保护其文化的自然屏障，从而一旦外族文化入侵，文明就发生断裂。显赫一时的古罗马文化就是在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后开始瓦解的。
大一统的民族国家理念与现实也是中华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从殷周到清末，中国的政治未曾发生过外在的断裂，它是通过一种不断的“内部调整”的方式达到了一种超稳定的完整架构。
中华文化的这种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佛教文化的传入并最终实现中国化，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一带，它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佛教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后结果是产生了它的最大的派别——禅宗，而这已是完全本土化的佛教了。同时，它又催生了中国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宋明理学，外来的佛教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犹太人遍布全球，而且顽强的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而他们来到中国的开封后，这个被称为“挑筋教”的外来宗教最终消融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归属感。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这种文化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屡遭劫难而不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激励和支撑力量。
中华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就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在世界文化史上唯有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截止到17世纪的千余年间，中国人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面都远远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面，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说，此时的中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序言，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三
要深刻把握作为世界文化奇迹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就要向世界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如果中华传统文化是停滞的文化，就没有任何奇迹可言，如果我们不能说明中华传统文化是充满活力的文化，就无法解释今天13亿中华儿女的精神生活。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代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其成就之巨大令世界惊愕，其发展之快令世人刮目相看。西方少数人所鼓吹的“中国崩溃论”一再被历史所嘲笑。这样伟大的成就必有伟大文化的支撑。中国在西方一些人看来是文化的另类，其实，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非空中楼阁，中华文化是其伟大成就的思想支撑。
国家独立、民族自觉是中华文化百年变更的一个最重要成果。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文化新生，是有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在逻辑的。西方国家不少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史，指责中国的现实。这里既有知识上的不足，也有西方文化傲慢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为中华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创造了条件。获得新生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人应对世界复杂问题的智慧源泉。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成就，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发展。那种认为中国当下思想的混乱和争论是传统文化彻底死亡后的表征，是现代中国失去文化之根后的表现，这样的看法是肤浅的。思想的混乱和思想的彷徨是有的，但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生前的阵痛。
一些西方的思想家们完全不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天存在的方式，也不知道这种文化获得新生后所带来的思想的力量。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着伟大的文化作为支撑。我们从不粉饰我们在寻求真理道路上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正是在对自己的错误的反思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要比那些伪善而傲慢的西方思想家和政客们真诚得多。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从不自卑，我们不仅有着令全世界羡慕的人类唯一保留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中华民族以其极大的创造性在发展着这个文化，使其更加灿烂辉煌。
今天发展的中国以更大的包容性吸收着各种外来文化，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底色，为现代文化创新提供了智慧和思想，近现代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成为我们今天创造新文化的出发点。正像经过600年的消化和吸收，中国彻底完成了对佛教的吸收一样。400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改造为今天中华文化的涅槃再生打下坚实基础。中国近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完全可以和人类史上任何一段最辉煌的历史相比，我们有理由将中华文化的悠久思想积淀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分享中国智慧。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联副会长）
（来源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728/c143843-29435543.html）
传统文化是涵养文化自信的源泉
章伟文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提出的第四个自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公开讲话和文章中，曾多次提及此问题，例如，“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等等。我们的文化自信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以妥善安顿人们的身心生活为己任
关于“文化”，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易传》中说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人类的各种知识、技能等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要安顿人的身心、开发人的德性与智慧。人以什么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中国的传统哲学与文化为此提供了一个答案：即要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真实人生。与此相对应者，便是无价值、无意义、非真实的人生。于是，便有是与非、善与恶的分辨，则中国哲学必蕴有“价值”的判断，因而也成为价值哲学。
相对于西方哲学特别关注对“宇宙世界”与“知识”的反思、解释，中国哲学的重点则侧重于反思和解释“人生”。这样一种反思和解释，又特别强调对与价值观、人生观相关问题的探讨，如“理想人格”“道德理性”等。当然，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亦非常重视对“人”的问题的探究，其所谓正义、美、善、理想国、公平、道德等，皆属于“人”的问题。但在对“人”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似乎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以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为代表，对“美德”与“正义”等作概念、逻辑的理论分析，使之成为客观的求真对象；另一种是以中国儒家孔子等为代表，强调以道德实践的方式践行“美德”与“正义”，即不从知识、定义的方面入手，而是从“人”的生命的道德实践入手，通过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现实地开出“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比较起来，中国哲学与文化在“人”的问题上，更关注人格养成的实践。中国哲学与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都非常注重安顿、解决人的身心问题，以此为中心，发展出高度的人生智慧、人生哲学。
正因为此，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就非常重视“心性之学”。此“心”与“性”代表道德心，也即“道德的主体性”。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强调人要充分展示自己的道德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人的“道德心”立起来了，人才能够与动物相揖别，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人若于道德上不能立，站不起来，那么，发展程度再高的科学、技术等文化，也会因缺乏道德价值的导向、追求，变得危险、可怕。这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其贡献于人类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代人们在都市的逼仄之下，急躁盲从，遑遑不安，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乃至于对自己的人生走向，无所适从，不能追求真正的生命存在及其意义。正如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物欲的过度膨胀、扩张，导致了古朴的乡村及其文化遭到破坏，民德归厚不复存在，民风浇薄，人们心中的美好记忆也随之而破坏。故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乡愁”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这重在点醒人们的历史文化意识，是引导人们对时下一般只关注于物质层面追求的一种反省。人们若只是关注物质的层面，服从于社会市场的法则，则对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生命，可能会造成一种戕害。“乡愁”的提出，就是要让每个人觉醒其真实的生命自我，不至于在物欲中丧失其本初。
如果说“乡愁”问题的讨论，旨在引导人们面向未来，追求自己的文化与生活理想。那么，关心生命的成长，关心人心的安顿，就是当代学人的重要担当和责任。“乡愁”的提出，正表明我们所谓的学问不能仅仅是一种思想与理智的游戏，它应当关注生命，不让人的生命颠倒错乱，不让人的生命在物欲中迷失。纯粹关于物的追求并不代表生命真正的旨趣，因为这会让人沦于与动物相等同的地位。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皆需要有适当的价值引领，要有人为它确立发展方向和维度，否则其便会陷于盲动中，横冲直撞。因此，所谓“故乡”，不仅仅是人们的生养之地，更是指精神之家、文化之原乡。人要诗意地栖居于这个世界，不仅要靠高度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同样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以妥善安顿人们的身心生活为己任，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生命之所在。从这个角度言，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乃至未来世界，中华传统文化的功能、作用都不容抹杀，我们要确立起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首先，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这就要求文化不能保守，必须不断保持开放性和创新性。现如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与过去相比，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传统文化如何适应这种改变，继续发挥其功能，就是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应该说，文化的核心精神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保持稳定，如儒家的“仁者爱人”，道家的“尊道贵德”等，即是如此。但是，体现文化核心精神的各种具体的形式，会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故传统文化需要随着时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做出创新性的改变。
其次，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所欲解决的重点问题，在特别关注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对其他问题就可能有所忽略，这导致每一种文化皆有自己所关注的盲点问题，需要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来拓展自己的视域，丰富、发展自己。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自身的鲜明特点，但因历史等原因，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存在不足。中国哲学与文化首重的是“德性之知”，而将经验、科学等“闻见之知”放在为“德性之知”服务的地位。古代中国当然有科学、有技术，这种实用方面的知识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之多。故中国有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优良传统，中国对于作为实用科学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等，皆有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自豪地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更为重视实用科学，对于纯粹的理论科学，则关注有所欠缺。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弱项。
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哲学与文化本质上并不排斥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就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成果之一，对于这样的一种存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就其本性而言，必将持一种内在接受的态度。就我们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我们仍然需要积极努力，继续开创纯粹科学与知识的新传统。这也就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仍然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加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这样方能够使中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更好地迈向未来。通过对民主、科学的强调，我们的文化将可以创新、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再次，人类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文明成果，原则上可以向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形式敞开，供其参考、分享。每一种文化皆有其产生的文化土壤，这导致了文化与哲学的特殊性。故中国有中国的哲学与文化，西方也有西方的哲学与文化，它们之间具有差异性。但是，差异性的存在，并不妨碍它们之间具有一致性、相通性，因为文化与哲学皆是普遍性的名词、观念，因其有普遍性，故不同文化可以有相通之处。我们在面对不同于自己文化的外来异质文化时，可以从自身的特殊国情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其优秀的文明成果，以之来丰富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因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碰撞，就可能导致原有文化的创新、发展。
如果说中国哲学与文化能够最大限度地消化、吸收外来文化与文明，将之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洽、相和谐，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人”、特别重视价值导向上的“向善”。例如，儒家认为，人的心灵欲得到妥帖安顿，须用“存敬天理”的方式来涵养自己的身心，要“敬存”一切善良、美好的存在；道家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通过“虚”心、“静”心，让万物遵循其本有的规律来生长、发育，此即是无为、自然。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本质上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能够做到“美美与共”；在此过程中，又可能择善而从，故能保持一种对外来思想、文化高度的融合能力。
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具有重视人与社会、关注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优点
人类因“文化”而挺立，“文化”因“价值”而有活力与生命。如果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文化与价值的指导与引领，就有可能走向冷冰冰的物化过程；这种冷冰冰的物化必将逼仄、压迫人的心灵，导致人的异化。价值导向非常关键，它引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担任指导人类社会文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责任。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恰非常关注“人”的问题、重视生命存在的价值。中华传统文化有其生命意识，德性的追求就是其生命意识的表现。站在德性意识的文化生命立场，人类可以从历史、自然的发展中得到升华。在文化生命的照耀之下，社会历史与人的自然生命，就可以永远有理想、追求，就可以代代相传、持续下去；就可以通过人的努力，使“理想”与“梦”不断呈现出来。
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具有重视人与社会、关注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优点。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提供价值导向。例如，现代社会发展起来的民主、科学等，仍然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德性相关联。若忽略科学、技术、民主等与德性的关联，使所谓的科学、民主等与人之心、身、性、命全无交涉，与人之为人的道德践履全无交涉，则科学、民主等现代社会运行之模式，就会只停留在形式的层面，而不能于其中蕴有德性的内涵，如此则可能会使人类未来的发展误入歧途。
中国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若不能承继古往今来的文化意识，就可能使我们的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要求出发，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总结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内容，仍然是我们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我们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从而引导人们牢固树立起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项目编号：2015MZDB01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①《习近平谈文化自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7月13日。
（来源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825/c40531-29493891.html）
